内蒙古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云曙碧，一九二三年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一九三九年受父亲乌兰夫影响奔赴延安，抗战期间返回大青山根据地工作，一九四三年重返延安，后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副主任、哲里木盟委宣传部副部长、哲里木盟委副书记，一九八○年至一九八六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一九八七年任内蒙古红十字会会长，二○○三年成为“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候选人，二○○四年任内蒙古红十字会名誉会长。近二十年来，献身于内蒙古红十字事业，主持开展了创办血站、无偿献血、复明扶贫等一系列重大行动，时刻奔波在灾情一线，并不断解囊救助灾民，创造出中国红十字领域的“云曙碧精神”，被老百姓誉为“草原上的活菩萨”。以下是内蒙古卫视《蔚蓝的故乡•顶级探访》栏目对云曙碧的专访摘要。

　　张阿泉：您是红小鬼出身，参加革命非常早，听说七八岁时就开始为地下党站岗？

　　云曙碧：是啊，父亲他们在屋子里开会，我就在外面站岗，当时有七八岁吧。都是在屋顶上站岗，因为我们的那个房子，比后面的房子要高一些，从后面来人，我在房顶上就看得很清楚。有时候，冬天也站岗啊，那时候棉袄袖子就这么短，我就穿这么薄，冷得不行，我就从屋顶上下来，回去叫奶奶给我暖一暖手。我奶奶说，你看把娃娃可怜的，冻得不行啊。我父亲却说，小孩子不怕冷，还是上去吧。我白天主要就是站岗，晚上就在灶堂边烧炕。

　　张阿泉：从小就受到了革命影响，可以说是“童子军”吧。

　　云曙碧：可以这么说，那种影响还是巨大的。当时父亲就经常讲，你们现在的小孩应该懂得长大了以后应该干什么，叔叔也好，大爷也好，都是为穷人做事的；你们要记住，我们为穷人做事，要让穷人都能翻身，你们将来也得为穷人做事。我在灶边烧火那会儿，父亲就给我们讲故事，我们就慢慢听。有时候，我就问以后妇女也能当兵吗？父亲说也能当兵，妇女也能出去干革命工作。我说那好，我将来就去当兵去。父亲说行，你这个孩子性格挺好，你胆子大，你就去当兵。

　　张阿泉：云老，您出生在一个著名的革命家庭，受到的影响非常深。那您从父亲乌兰夫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云曙碧：如果但讲一点，那就是政治上的坚定不移。父亲乌兰夫在最艰苦的时候，做什么事，从来没有对党讲一句消极不满的话，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父亲跟孩子们一见面，一般有两句话，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啊，你们如果表现不好，就影响到父亲的教育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你们吃饭了吗？我们说吃了。后来，别人分析说这两句话很重要，一个是看你学习、工作怎么样，一个是看你生活怎么样。
　　
　　张阿泉：您是怎样从家乡土默特平原去的革命圣地延安？

　　云曙碧：我父亲当时不在家乡，但奎璧、贾力更这些人还在，他们经常到我家去，准备派我们几个蒙古族女孩子去延安学习。当时奎壁就跟我爷爷讲，我们送她们去的地方是好地方，你想想，我不会把孩子们送到别的地方，就是往延安送的。我们刚走，第二天，村子里面就造谣，说奎壁把我们大东院的女的都卖给八路军了，因为这个谣言，我爷爷又把我们给弄回去了，不让去了。我脾气倔，我说，妈，你把我们关在屋子里，不叫我们出门，在家里也不能念书，就跟你们每天坐着啊？党对我母亲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母亲就跟爷爷说，你让他们去吧，云泽回来了我负责解释。就这样，一九三九年七月，我离开家乡，过了黄河，去了延安，我那时大概有十六岁。

　　张阿泉：云老，您的革命经历是很曲折的，一九四三年被打成过特务，“文革”时期更是受尽株连迫害。您都是怎样熬过来的？

　　云曙碧：在延安，我曾被打成国民党特务，而且还是特务头儿。这怎么办？晚上就睡不着觉，后来我想通了，算了，我自己好好干，再努力干两年，我还可以参加共产党，我就没有闹情绪。我们上午学习，下午纺线干活，我就认真干，纺一等线，后来还当了辅导员，成了纺线能手，父亲还给我送去了一辆纺车。“文革”时，我和丈夫石光华都受了难，我的三根肋骨被枪托子打断了，我就设法到女厕所里压腿、锻炼，坚持活下来。我们夫妻两个互相鼓励，说好无论如何不能死，一定要看到“文革”怎样结束。

　　张阿泉：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六年，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一九八七年以后，您从卫生厅领导岗位上卸任，又拾荒干起了恢复内蒙古红十字会这项人道主义事业，“红会”工作就成了您晚年最重要的工作。

　　云曙碧：我当时看了不少红会国际性组织的资料，感觉这个红会工作很有意义，就是咱们今天说的“以人为本”，主要责任是救助弱势群体。那么咱们内蒙古的弱势群体很多，虽然困难很多，但非干不可，我非要把这个红会工作赶上去，和其它省份同一个水平。内蒙古红会是全国最后恢复的，现在我们在全国创造了六个“第一”。
　　
　　张阿泉：您在全国红会领域创造出了“云曙碧精神”，这个精神的内涵在哪里？

　　云曙碧：红会在内蒙古恢复组织、开展工作最晚，运作之初，只有一间借来的办公室和两名工作人员，几乎是在空白中创建的。我不怕碰钉子，碰钉子碰出了几条经验，叫“牛皮的脸，橡皮的肚子，毛驴的腿，婆婆的嘴”。人家说，你别跑了，这么大年纪，叫你们干部来。我说，我们那儿全是年青干部，他们脸皮薄，我脸皮厚，不怕，我来。红会的特点是急救、救急，首先我要比政府去得早，比卫生厅去得早，我要到第一线，得先救穷。我觉得，所谓“云曙碧精神”就是能艰苦奋斗，能下苦工夫来做红会工作。我的原则是咱们做些好事，但是不能承包下来，我做一件算一件，根据我的力量能办一件事就办一件，也不吹牛，办好就行了。我父亲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忘了群众，我没有死，就是当年群众把我保护了。

　　张阿泉：您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还这么健康健朗，这与您平时生活简朴、乐善好施、心底无私是不是很有关系？所以老百姓才尊称您为“活菩萨”？

　　云曙碧：石光华同志去世以后，我的心脏病很厉害，下去时还得带大夫，带心电图，每天得检查，后来经过锻炼，心电图基本上正常了。这个病啊，都和个人性格有关系，养生首先要养德，你这个德性不好，一天生气，一天骂人，怎么来养生？你德性好，任何时候不发脾气，对别人都和和泰泰，那你这个养生就好养了。我觉得我心里面挺坦然、挺好的，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地方，我坐在这里挺舒服。有时候也会想不开，想不开算了，我就看看书，看看报纸。别人问我，你退了以后都干啥？我说，上午看报，中年睡觉，下午闲串，晚上看新闻联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