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和5日，全国两会将在京陆续召开。而在两会之前的几条新闻意味深长：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两稿；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国外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和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2月25日，十七届二中全会召开，议题之一是讨论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两稿”。

　　不难看出，这些会议中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即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也就是说，媒体热议的“大部制”改革已近阶段性尾声，十七大确定的“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将会在这次全国两会上出现阶段性成果。即通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建设服务型政府，其根本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关键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简单来讲，就是以服务型政府推进民生改善。民生议题在最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和重点。而这个议题在去年以来的社会背景下更会引人注目： CPI上涨连创月度新高，物价影响百姓生活已经相当明显；抗灾初战告捷之后，重建工作却拷问着社会与经济的承受能力，更拷问着政府对此的减震能力；房价、医疗、社保、收入差距等老问题依然悬疑重重；股市暴涨暴跌，人民的财产性收入损失惨重……所有这些问题的改善，都将考验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水平与速度。

　　服务型政府是相对于命令型、权力型政府而言的。前者是以公民和社会为本位，突出表现其服务性质；后者是以官员和政府为本位，其明显特征是命令式管理。服务的低姿态和管理的高嗓门，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表象，而是一种理念与意识的彻底转换，即以民为本、执政为民。在当下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民众对于政府部门高高在上和官员的老爷作风非常反感。以近些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圈地”为例，政府漠视被拆迁民众的权利主张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强制拆迁中地方政府的蛮横作法，根本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由此激发的官民矛盾，严重破坏了社会和谐。

　　服务型政府除了转换意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转换行为者角色，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言“按照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要求，围绕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这些是市场、企业和个人不能或不愿提供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民生问题之所以是众所关注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公共物品严重不足。前几天，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表示“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之所以引发社会强烈指责，在某种意义上就反映出了“病有所医”的公共物品缺乏程度。曾经有社会学者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大意是指“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共物品不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观点和我们的政治教科书上的说法固然有出入，但是这不妨碍它作为部分真理的实践有效性，因为它指出了我国社会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这正应该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所必须顾及的一个面向。

　　但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批评中国法律是都市化法律一样，我们的政府一定要避免成为都市化政府，要避免只为市民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之所以这样讲，至少有两个重要理由：其一，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农村长期哺育城市的做法，其后果是城乡之间实力悬殊，虽然农村人口众多，但两者能够引起的社会关注度根本不成比例。此一点，在每年全国两会和地方两会的提案中就不难看出。其二，在以往的社会经验中，由于被管理者的行动差异，即村民与市民所携带的社会资源有着天壤之别，管理农村的政府往往是被动型改进，管理城市的政府往往是主动型改进。试举一例，农民问题之所以引发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民强烈关注进城农民工的连锁反应。

　　胡锦涛总书记在集体学习讲话中表示：“要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把更多公共资源投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其中正是包含着前述考虑。因此，民生改善一定要是全体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做到是以民为本的政府，才能真正达到以服务型政府推进民生改善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