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参加论坛的嘉宾有：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朱永新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局长叶青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葛剑雄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戏剧艺术家梅葆玖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张学津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孙萍教授以及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李宝元教授；著名学者丁东先生；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行政教研部副主任从春侠教授等。新华社评论员鹿永建先生、中国保险报评论部主编新京报特约评论员童大焕先生、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先生、北京青年报评论部副主编潘洪其先生、新京报评论员曹保印先生等媒体人也出席了论坛。

　　论坛上，各位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就目前热点的教育问题各抒己见。以下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宝元教授的发言实录：

北京师范大学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宝元教授

　　今天这个话题从我的角度来讲非常矛盾。我们现在就是被评估者，正在评我们。作为一线的老师这个问题我们不说也难受。今天这个时点就是我一天生物钟里面最低潮的，最容易失控的时间。前几天我在写了一个千字文，我用三五分钟的时间把这个千字文读一下就罢了。你们听出来味道就听出来了，听不出来就不管了。

　　我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假级是如何评估出来的？”在评估上，绩效评估最直接，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通过跟被评估者提供适当的绩效反馈和指引，以促进其改进工作，提高绩效。但是要达到这样的正面效果，至少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评估方案，包括目标要求、标准、程序规则，在事先有民主机制形成的，是公正公开的，是符合被评估者绩效实际，并被其认可遵循和积极努力实现的。

　　其二，评估是事后在监控的意义上作出的。被评估的绩效状况是当事者无法有意识，有机会作假的。在实际中很多绩效评估往往适得其反。有些评估本身就是劳民伤财，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反而大张旗鼓的鼓励了造假行为，带来了大量的，往往是系统性的“假级”，其根本原因就是违反了这两个基本前提条件。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大规模进行的本科教学评估活动，在管理学意义上存在着根本问题，也是由此而起的。现行本科教学评估方案，就其设计和形成机制来看，可以说是严重缺乏群众基础。带有明显的“长官意志”。我们知道目前大学本科高等教育是最大规模的活动。同时也是教育部大一统最严格的大学教育活动。五年一次的大规模教学评估就是这种微观化、行政化直接管理行为的最主要、最典型的形式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推出如下两个现实后果：一，教学评估方案为了覆盖全社会，就必须进行标准化设计，其结果肯定是脱离多样、多元、多层次、多情景的一线教育实际。二，直接参与教学评估方案和评估活动的虽然也是教育专家，但可以肯定的是最直接的，最大量的从事一线本科教育活动的教师们，不可能充分参与。而且这种方案往往是为了评估工作的可行性而特意设计出来的。甚至是与促进日常教育工作，高校顺利开展背道而驰的。因此这样的方案即使是公布了，老师们也是无法理解的。

　　某校为了评估，有关教育主管部门特别印制了一个3、40页的本科论文指导手册，要求师生按照时间、地点、内容等格式详细的记录每一次指导的情景。而老师日常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批改以后不能发给学生，要留作评估证据。以这样的严重脱离一线教育实际方案的情况进行评估，其结果只能有两种情况，要么是皆大欢喜，但是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走形式，玩花样。我相信其结果肯定是校长会受挫败，使学校失去办学资格。其效果你可以进行预期的。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行本科教育评估程序本身就是一种求假不求真的机制。教育主管部门要真正的做到以评估促教育的结果。事先明确教学活动运动规则和目标，以什么具体的形式来评估，应该在不确定的事后进行，这样随机监控式的规控行为就会使当地学校的老师们没有机会去弄虚作假。遗憾是现在的评估恰恰是先告诉了学校，我们在什么时候对你评估了，你要好好准备，言下之意就是要好好作假。之后在充分准备下，评估专家进驻焕然一新的校园3、2天，冠冕堂皇，草草的走完预定的程序，结果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皆大欢喜。评估一结束，所有的教学立刻恢复原样。这样哪里起到了真正的促进效果呢？这样的行为不是伤风败俗，又是什么呢？如此厉害的行为何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呢？说到底还是在体制上，在目前我们的转型社会中，由于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能转换远远不到位，依然惯用传统的计划经济色彩很浓的行政评估来直接管理市场经济背景下本应独立自主的微观组织行为。在这种职能错位的体制背景下，具体的管理行为很容易违反绩效评估的基本管理学规则。结果往往闹出很多评估出假级的荒唐事来。教育部的本科教学评估就属于这样的情况，而且堪称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