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族族源的研究与探讨，国内外学者有不少论著，他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看法，各叙已见，众说纷坛。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证实，鄂温克族的祖先大体分布于贝加尔湖周围以东直至黑龙江中游以北地区。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前，即铜石器并用时代，鄂温克族的先人就居住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看，古代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居民的服装，例如在色楞格河左岸上班斯克衬对面的佛凡诺夫凶上发掘，发现一个死尸骨胳，其衣服上带着救十个闪闪发光的贝壳制做的小圆环，圆环所在位置与鄂温克人胸前所戴串珠以及萨满的神衣上缀饰的文。提础了向西发展说。1969—1972年，于黑龙江中游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东北约60公里，在注入结雅河的别拉亚河左岸的特罗伊茨科耶村发现古墓地.四年间共发掘了211座墓葬。各墓葬除出土武器、装饰品、生活用具外，每每发现马的头骨。米哈依陷夫卡城址和待罗伊茨科耶墓

     葬的发掘者E.H·杰列维扬科推断其年代为六至八世纪，并认为是靶朗的遗存。……E.H·杰列维扬科指Q，“以特罗伊茨科耶为代表的革末革易文化墓葬的葬礼与通古斯——满洲诸民族，特别是那乃(赫哲)民族的风俗习惯相近，并强调革末革局乃，臣通古斯——满洲诸民族形成的基础”。俄罗斯学者杰列维扬科的论点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从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考证，笔者认为：黑龙江流域是鄂温克族的发源地，而鄂伦春、赫哲族是同系同源，与黑水游革局——生女童是一脉相承的。鄂温克诸族的先世是生女真，他们是生女真的后裔。鄂温克族是操通古斯——满语族的东北古老的当地土著民脉与肃慎、5娄、勿吉、黑水琳胡和生女真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鄂温克族很可能起源于黑龙江中游一带，根据黑龙江省的黑河地区考古发现，在黑龙江中、上游右岸，东起库尔滨河，西至嫩江、北起呼玛尔河、南至通肯河、乌裕尔河7L游和泊莫尔河沿岸，共发现原始社会遗址30余处，金代遗址76处，其中包括金代城址六座，金代墓群七处。从上述考古史料中可以得到证实的，对鄂温克族起源的研究难度大，一时很难弄清，史学界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二、族称

    鄂温克族是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鄂温克语言届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北语文——鄂温克语文，分布持哈、莫尔格勒、敌鲁古雅等方言，没有文字。牧区通用蒙文，猎区、农区和山区通用汉解放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懂满、蒙、汉、俄四种文字。
鄂温克族由于历史上的不断迁陡和居住分散，加之交通不便，互相来往少，处于隔绝，逐渐形成区域间的经济和生活略有差异；曾被其它民族分别称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霍恩克尔”、“喀木尼堪”、“特格”等。事实上，这几部分人本是一个民族，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只是在生产、生活上有某些差异。如被称“索伦”的人数最多，约有两万三干多人，分布在辉河、伊敏河、莫和尔图河、雅鲁河、济沁河、绰尔河、阿伦河、格尼河、诺敏河、甘河、油漠尔河流域。这部分鄂温克人从事狩猎业和畜牧业及半农半猎为生，一部分人曾一度搞过农业；被称“通古斯”的两干多人，居住在莫日格勒河，锡尼河中上游一带，他们主要从事畜牧业；被称为“雅库特”一部分人，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和贝尔茨河(今激流河)流域的原始森林中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
鄂温克族人民在历史上从不承认自己是“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他们祖祖辈辈都自称是“鄂温克”。然而，他们恢复本民族自称的愿望，在历代统治阶级民族压迫的制度下，始终未能实现。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根据鄂温克族人民的愿望，在呼伦贝尔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曾专门组织他们的代表人物座谈了“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民族名称问题，并组织鄂温克族的广大群众对族称问题广泛地进行酝酿、讨论。他们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三部分人本是一个民族——鄂温克族是无疑的。人民政府根据他们一致的要求，恢复了原来的真正族称——鄂温克。

    “鄂温克”的含意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住在南山坡的人们”、“山岭上的人们”、“使用驯鹿的人们”、“上游人”和“下游人”以及“下来的人们”等等。历代不论什么样的称呼或叫法，都说明鄂温克族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居住在大山林中的北方森林民族——“居住在大山林的人们”是较为贴切的称呼，更符合历史事实的。

     综上所述，从考古学、人类学考证，古代鄂温克人分布于贝加尔湖闻围及其以东黑龙江上、中、下游广大地区繁衍生息的地方，(历代属于中国管辖区域)是无可争坦包i贝加尔湖的传说在贝加尔湖(鄂温克人称：“拉穆”即大海之意)附近和沿岸的原始森林中，居住着流动的森林猎人和渔人的许多部落。住在白秤树皮搭成的帐幕里，从事狩猎和捕渔生产，他们和鄂温克人早期的祖先紧密招联。这一结论，与我国鄂温克人传说亦是相符合的。

     传说，他们的故乡是勒拿河，勒拿河宽得连啄木鸟想飞过去都不可能。勒章河上游一带有个“拉穆”湖(即贝加尔湖)，有八条大河流都注入该湖。据说夏季湖里长着许多美丽的水草，水上漂着许多荷花。在湖夯看，离太阳似乎很近，太阳似乎从湖边升起的；那里气候很温暖，湖的周围山很高，鄂温克人的祖先是从“拉穆”湖高山上起源的。

     另一传说，他们的故乡在黑龙江上游石勒克尔河一带。萨满每逢跳神之前，先要说一些关于民族根源的话，如“我们是从石勒克尔的发源地出发，顺着‘西沃哈特’山后的影子，经过黑龙江(阿穆尔)，我们祖先的根子，是住在‘仙人柱’(撮罗子)里”。根据那妹塔氏族的萨满叙述，鄂温克人的故乡是在援浑泉水的那边，阿穆尔河(即黑龙江)的旁边，阿尔巴金(雅克萨)城的周围，石勒克河的旁边，在西沃哈特山的周围。总之，他们祖先活动地区是在贝加尔湖沿岸及其以东以北的广大山林之中。

摘自《鄂温克族筒史》

萨吉尔迪汗的传说

     很久以前，“萨吉尔迪汗”与鄂温克人的传说是很密切的，传说萨吉尔迪汗是鄂温克人。因为他是“额金”(皇帝)，而且穿的衣服是花花绿绿的皮子制做，象喜鹊一样，所以人们叫他为“萨吉尔迪汗”(意为喜鹊)。

     萨吉尔迪汗领导鄂温克人反抗外敌，在黑龙江南岸“龙待勒哈达”山上，设有一尊大炮，传说这个大炮现在还有。后来他领一部分人过江了，一部分鄂温克人留在黑龙江南岸，他向北方向去了。所以，鄂温克人和达斡尔人投降“博格德”汗王。鄂温克人说：“我们的根子在那边(黑龙江彼岸)。”黑龙江上源从石勒喀河向东南伸展，直到精奇里江，亦称净溪里、精奇尼、锦依里等。精奇里水黄，俗称黄水河，“精奇里”鄂温克

     语黄色也。源出外兴安岭，即外兴安岭以南与黑龙江上游之间的广大地域，约占整个黑龙江上游以北的三分之一。这里的居民被称为索伦部，居住着以鄂温克为主的达斡尔、鄂伦春人等。

　　     “索伦”这一名称，是满核对鄂温克人的称呼，有“射手；和“请来”之意。由于他们英勇善战，因此，周围诸部也都愿意称自己为“索伦”。明末清初，索伦鄂温克部落以博木博果尔为首形成了一个大的部落联盟。

　　达斡尔族风俗民情

　　 达斡尔族17世纪以前，分布在外兴安岭以南精奇里江(今俄罗斯境内结雅河)河谷与东起牛满江(今俄罗斯境内布列亚河)，西至石勒喀河的黑龙江北岸河谷地带。17世纪中叶，由于沙俄殖民者人侵黑龙江流域，江北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人民受到野蛮的掠夺和屠杀，被迫陆续南迁至嫩江一带。清廷把迁至嫩江一带的达斡尔人编入索伦八旗建制，随军征战。乾隆二十九年(1764)，为了加强与巩固西北边防，清廷征调黑龙江索伦兵携眷驻防于伊犁霍尔果斯，组成伊犁索伦营，右翼为达呼尔驻防，屯牧戍边，生息繁衍，是为新疆达斡尔人的来源。“达斡尔”之名最早见于元末明初，清初因隶属于“索伦部”，也称作“索伦人”或“索伦族”。至康熙初年，才出现“打虎儿”的译名，以后又常译为“达胡尔”、“达虎里”、“达呼尔”等。解放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统一定名为达斡尔。新疆达斡尔族人主要以农为业，兼营畜牧业。所操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无文字，曾用满文，现通用汉文。曾信奉萨满教和喇嘛教。

　　   新疆达斡尔族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哈拉木昆制”，共有9个哈拉(姓)和39个木昆(氏族)，同一哈拉的居民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哈拉传至5代，就可以分出本昆。因此，一个哈拉往往包括几个木昆。现在，达斡尔人的这种社会组织结构虽然不存在了，但其传统的风俗习惯却仍然有所保留。

　　   家庭过去，达斡尔人的家庭往往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家长由德高望重的男子担任，家庭中的一切重大事务都由家长来决定。现在，由以夫妻子女组成、平等互爱、民主的小家庭已经普遍，但父权制的遗风在有些家庭中仍有所表现。

　　   住房达斡尔族的住宅一般也是庭院式建筑。周围用土或木料作围墙，院内除住房外，还有仓房、碾房、畜圈、菜园等。住房一般为砖木结构或土木结构的长方形平顶屋。一般为一明两暗3间或5间。现在，多数家庭的居室陈设已是现代化的家具装饰。但传统的家居形式也还有所保留。

　　   婚姻达斡尔族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婚配十分注重血缘关系，一般“哈拉”内禁止通婚；现在，达斡尔族青年男女的婚姻主要以自由恋爱为主，但传统的婚嫁习惯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

　　   待人接物达斡尔族相见多施握手礼。老人进屋，大家要起立让座，年轻人不能与老人并肩而坐。晚辈见到长辈要请安行礼。吃饭时只有长者动筷，其他人才能用餐。来了客人要盛情款待。参加公众集会或婚丧仪式时，都非常注意衣冠整洁。

　　   传统节日达斡尔族的节日与汉族基本相同，有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近年来，为了纪念先辈们从黑龙江迁徙到新疆戍边卫国，又增加了一个特殊的节日“西迁节”。

　　   服饰传统的达斡尔族服饰，男子夏季穿白汗衫、白裤子，自制的布鞋和皮靴；冬季穿长袍，戴礼帽或黑绸瓜皮帽，腰束布带，脚穿皮靴。女子夏天穿以蓝色为主的旗袍，不束腰带，脚穿白布袜，绣花鞋；冬季穿棉衣、棉裤或皮衣、皮裤。皮靴。喜庆之间，女子才穿各色绣花绸缎衣服，外套坎肩，与清代满族服饰基本相同。现在除个别老年人还穿传统服装外，中、青年人的服饰大多已与汉族相同，或与居住区的其他民族相同。

　　   禁忌达斡尔族忌在鼠日和火日开犁播种，忌行猎时直呼熊或虎的真名；忌捕鱼时妇女与萨满去鱼场，特别禁止带孝的人去鱼场；忌在鱼场背着手走路、拿鞭子；忌伐已祭礼过的房子，用白桦、榆木盖房；忌售或杀死祭祀过祖先神的马；忌猫接近灵枢；忌用铁钉钉棺材；忌单日出殡；忌在祖坟内埋葬未出嫁的姑娘、孕妇、无儿无女及传染病患者；忌妇女上房顶。坐灶门、睡西炕及跨男人的身体；忌在小孩出麻疹时炒菜、打猫狗和做针线活；忌用刀、剪、筷子指点人，背手或拿马鞭进人屋内。

　　   宗教达斡尔族大多信仰萨满教，也有少数人信仰喇嘛教

鄂伦春族的民情风俗

　　悠久的狩猎生活，使鄂伦春人形成了与狩猎对象动物，也包括植物的共生关系。由于鄂伦春人世代与大自然打交道，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来自大自然，所以他们从不随意乱砍滥伐树木。在野外生火取暖、做饭，也从不乱砍树木，而是到河边拣些漂流木，或者在林中拣些干枝丫、倒木之类烧火。在森林中生活，鄂伦春人最注意的是火灾的发生。吸烟或在“斜仁柱”里点篝火，用过之后都小心翼翼地扒开土层，把烟火头、火柴头埋在含有水份的土里，再用脚结结实实地踩好。把自己用过的篝火用水浇灭后才离开。多少世纪以来，鄂伦春人没有因不注意用火而发生人为火灾的。鄂伦春人保护森林、保护树木，不仅注意火源，防止火灾发生，而且当雷击等原因造成森林火灾时，也会全力以赴。不论是男人、女人或是老人、儿童都会上阵，与火作殊死搏斗。鄂伦春人以狩猎为生，祖祖辈辈靠打猎维持生计。在长期的狩猎生产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狩猎经验。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鄂伦春猎人有个规矩，不打正在交配中的野兽，以使动物繁衍后代，使动物资源更加昌盛。鄂伦春人不打鸿雁、鸳鸯。因为鸿雁、鸳鸯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如打死一只，另一只就会孤独地死去。鄂伦春人认为打鸿雁、鸳鸯会破坏动物的夫妻生活，也不利于它们繁殖。

        在1915年至1917年期间，曾几次深入现在鄂伦春族地区和驯鹿的鄂温克族地区的俄国学者史禄国，对鄂伦春人与周围动物界的适应和共生，以及这种共生得以维持的条件，曾有过令人兴奋和信服的描述和分析。对此他描述道：在我访问激流河地区的前一年，在该河一条小支流的河谷内有两个男人为两头熊所害，从此鄂伦春人就不再去那个地方了。狼有时迫使鄂伦春人改变他们的住所。熊在某些地方为数太多，危及人类，鄂伦春人则迁往他方。据鄂伦春人观察，有三个互相竞争的集团：人、虎和大熊。如果一只虎占据了某一小谷地，人和熊就不会再来这里打扰它。如果有人来到这个地方宿营，那只虎就会咬死他的马，到他的帐幕附近，吓唬妇女、小孩，但很少把他们弄死。如这个人迁往附近另一谷地，虎就不再来加害他的家庭和马匹。虎也不去由大熊占据的谷地。属于熊的地方，很容易从它的窟穴周围树木上特殊记号识别出来。熊在它的窟穴一定距离的树木上轻轻咬出记号。据认为，一个人住到由大熊占据的谷地是不好的。当一个人迁入它的范围，大熊就会采取虎那样的做法。另一方面，熊也不会前往由人、虎或其他熊占据的地方。熊在一两岁的时候同它的母亲一起生活。当一个熊单独生活时，它必须寻找一个空着的地方。虎和熊时常争夺同一块地方。按照它们的习惯，熊在树木尽可能高的地方咬出一个记号。

        如果虎能够得着树上熊留下的记号以上，它就用爪搔上一个记号。熊看到这个记号后，就必须决定是离开，还是坚持留在原地的权利。如果想留下，第二年春天它就会回来。如果它的嘴能咬到虎留下的搔痕以上，它就再咬上一个印记，如果它够不到就走开。在同样的情况下，虎也照样行事。如虎又在熊咬的印记更高的地方搔上记号，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要延期到来年。第三年，大约在同一天，两个对手重复以前的做法，如果谁也不愿意放弃这个地方，它们就要搏斗。如果虎在第一次进攻中取胜，扑倒对方，虎就能战胜敌手，把熊咬死。如果不成，熊就能慢慢地战胜对方，把虎弄死。经过这次决战，领土要求的问题就能获得最终的解决。但是对棕熊来说，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动物经常占据大熊刚离开的地方。棕熊从不为自己的权利同大熊、人或虎进行搏斗。它不承认任何规则，也无固定的领地。其他动物有时也迫使人离开自己的场所。如蛇就经常使鄂伦春人迁移。对这些关系的深刻了解、忠实遵行，是一个人和平生存的最重要条件。因为与所有的虎和所有的熊为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这些规则，动物也是遵守的，不然它们也生活不下去。人与熊和虎相遇是很平常的，但他们之间彼此相斗则是很罕见的。当一个未带武器的人遇到虎、熊时，它们通常并不伤害他。在一头熊吃浆果时，鄂伦春妇女就常常同它肩并肩地进行采集。他还在当地听说一个例子，说有一只熊，可能是对自己的安全不怎么放心，走近一个女人，唾了她一脸吐沫，就走开了，没对她有任何伤害。林区生活的这些关系，迫使鄂伦春人首先要彻底了解每一个谷地，了解是什么野兽栖息在其中。他们必须了解自己可以到哪里去活动而不致招惹其他动物，正像同其他民族集团相处的关系那样。以上提到的在激流河地区发生的事件，是因为那些鄂伦春人是新来的，对当地情况还不了解。

       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另一种形式是协同和共栖。最典型的是人与渡鸦之间的关系。渡鸦能敏锐地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去打猎。如果一个人出来未带枪支，它就置之不理。如果他带着枪支，渡鸦就发出怪叫，向某个方向飞去。如果这个人相信这个鸟是吉兆，跟着它走，就会发现猎物。人打到猎物后，将一部分肉和内脏给它吃，它就飞下来，接受它的那一份并发出一种特异的啼声——鄂伦春人称之为“笑声”，来表示它的喜悦。鄂伦春人不了解这种现象的本质，只认为这种鸟是一种吉兆。但是没有疑问。其实是这种鸟从高处能比人更好地发现猎物，引导猎人直接找到它。再者，渡鸦并不总是能给猎人领路的。“运气好”的猎人就得到这个预兆，“运气不好”的就得不到。他不相信渡鸦，也不跟着它走。因此很自然，渡鸦不同不跟着它走的猎人协作。行文至此，笔者又联想到狩猎与猎狗的行影关系。狗的出现与鄂伦春人狩猎生活一样久远。鄂伦春人在狗的驯养和对狗的个体素质的判断上有十足的经验。

        史禄国在谈1915年他在库马尔千地区停留期间的一件事时讲到，“我有两条看门狗。按我的看法，这两条狗，特别是其中一条只不过是很普通的狗。一天一位通古斯老人来找我，提出要拿一张熊皮换我那条狗，这对我当然是有利的。据鄂伦春人说，那条狗适于猎獾”。现在我们去猎民家，在门口左右环顾、徘徊犹豫的仍是因为恐惧院子里的狗。不管日子好坏，猎民各家院里总有一、两只神气十足的狗。它们无论是昂首在院子里，还是被栓在狗窝里，往往似乎早就发现了你的出现，往往长久地盯着你，使你不敢往前迈半步。但是有时也奇怪。2000年8月的一天下午两点多，我随一个课题组来到古里猎民村一户猎民家，课题组的另外两位随主人进到屋里，我因中午在乡里招待的饭桌上喝了点酒，头依然发晕，便没跟进屋，而是就势随意地坐在这家外屋门槛上。这家的那条威风凛凛的大黄狗开始是亲切地在我身边悠闲地走动，最后半卧在我旁边，好像有意陪我。我则用手理着它金黄色的柔顺的皮毛，我们似乎都没把彼此当“外人”。这个情景深印在我脑海。史禄国认为，事实上狩猎文化的演变历史也表明，以上我们所观察到的人与动物这种关系，只能存在于人口非常稀少的情况下。人口如果众多，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所不同。如果周围的异族人口增多限制了狩猎区域，剥夺了鄂伦春人狩猎权利，那么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因为只要外来人口不变，就不得不承认鄂伦春人对他们狩猎地区的权利。汉族猎人进入这一地区后，将要改变动物与鄂伦春人之间存在的平衡，因为汉人不了解现存的规则，占据属于动物和属于鄂伦春人的地区，而不承认那些动物或鄂伦春人的权利。动物将不相信这些新来的人，将同他们斗争，以后准备迁走。这就是在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着某种平衡的地区人口过剩时，将发生的事例。”史禄国的鄂伦春地区调查是在1915-1917年，而他预见的准确性，不断被以后数十年鄂伦春族狩猎文化衰落的事实所证实。

　　并不“懒”的鄂伦春人

        何青花老人书中对“鄂伦春族老人为什么普遍长寿”的描述与分析，帮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遥远的狩猎社会的某种氛围和风气。她写到：我见过甘河部落的16位老人，年龄最大的110岁，最小的83岁。105岁的老太太还能做针线活、采木耳等，身体特别健康。有的老头还能起早摸黑打猎，培养青少年射箭，枪法还特别准。在老寿星们的教诲、影响下，年轻人都特别活跃勤劳，大多不抽烟、不喝酒，个个有礼貌，平时见了比自己大的人都要请安，对老人更是无比尊敬。当时鄂伦春老人的普遍长寿，与所在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是分不开的：常年在户外活动，养成了勤劳的生活习惯和无忧无虑的好心情。由于老年人生产生活经验丰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组织生产、分配、搬迁等集体活动中，指挥得当，善于管理，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老年人的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但凡发生了内部纠纷，都是首领出面处理矛盾。不停地活动、不停地动脑筋，加之部族氛围团结和谐，使得鄂伦春老人生气勃勃，天天有事做，不怠惰，不慵懒，这是鄂伦春老人长寿的原因所在。

        鄂伦春人的游猎生产活动每天都在树林里进行。那里有新鲜的空气，有天然的绿色食品，如鹿肉和各种野菜，喝的是泉水，服用的都是野生的各种保健药材。另据何青花回忆，那时，鄂伦春人的一年是辛劳而充实的。在一年的12个月里，每一个月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每一个月，每一天都过得那么充实、愉快。狩猎社会12个月的生活安排、节奏，确实不容人对这个社会的健康、和谐产生怀疑。我们说，狩猎社会的健康有序，还体现在社会风气鼓励和推崇狩猎技能高的人，赋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声望和权威。因此鼓励人们的竞争精神。

        男子为自己在狩猎中的成就、为自己具备一个猎人的智慧和道德品质以及有耐久力等而骄傲；妇女为自己能够使家务井然有序、精巧的手工、有良好的子女而自豪。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一些旅行者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鄂伦春人是否“懒惰”的问题，以至于目前“懒惰”、“懒汉”等说法也常常加给猎民村的鄂伦春族男性，特别是未婚大龄男性。尽管他们的问题已不同于过去外人对其先辈的误会，更有可能是因为文化的不适和无奈。

        狩猎文化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因狩猎时期男女性别分工不同，从而显示出男女适应水平的不同。狩猎时期的鄂伦春人男女分工明确，男子在家里不干女人的活计，否则会被人笑话。而妇女实际上是在不停的劳动着，而且是非常有秩序的劳动着，这主要是由她们的劳动性质决定的。家务活必须不断地去做，对儿童和家畜的照顾，为全家人熟皮子和做衣服，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而男子所进行的季节性的狩猎和其他劳动以及家庭内的分工，使男子在有些时间无事可干，这些时间当然由他们自己去支配了。这样分工的结果，使男子更专心于与狩猎相关的事物；而妇女采集、捕鱼，群体行动和合作、学习精神的建立则更有可能，因而，更有可能容易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从而有效进行文化调整。我们在实地，也能看到妇女在现实生存条件转产适应多种经营形势的要求，与外界发生交往、合作，谋求生活水平的改善、增加收入中妇女的活跃地位。而当年拥有崇高社会威望的好猎手，则在新的生存环境里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不仅如此，因为适应上的问题，往往容易成为社会主流的边缘群体。解读那片金色的森林，我们不能不无力地感到，猎人对猎枪、对猎马的感情，和决定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份价值和意义，是我们这些异文化人所无法禅透和估量的。

        我们所能身体力行的，只有理解。穿过历史的隧道，一定程度上参与并体验了狩猎文化的日常生活。尽管正如各个人一样，一个民族难以预料会面临哪样的历史机遇、会遭遇如何的环境演变、会迎接怎样的命运所赐予他们的生活环境“场”。无论如何，文化在其所在的环境中一定是合理的，都有其特质和不可替代的优势。而就人类社会而言，多种文化样式的存在是人类的福祉。这意味着，当人类遇到任何困难或需对某种形势做出反应时，其方法和道路可以不止一个。人类的生存出路、选择可能将比我们想像的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