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深夜，我传回当天采写的抗震救援稿，后方编辑提醒说，明天是全国哀悼日，注意观察成都市民的哀悼行为。我当时没太以为然，觉得哀悼只是一种仪式，肯定不会如废墟下的救援故事更加扣人心弦。

　　接到一个提供线索的电话，说成都市的中小学在5月19日上午统一复课，包括都江堰市的聚源中学。听到“聚源中学”这个名字，我的职业神经一下兴奋起来：这所中学的教学楼在汶川特大地震中遭受重创，如果它能复课，将是灾区走向重建的一个标志。

　　虽是文字记者，但我特地带上能清晰抓拍运动物体的数码单反相机。5月19日上午，我开车来到中学门口，不料没碰到复课仪式，倒是看见四五个分布在废墟上的花圈。我的注意力被吸引了。

　　越走进废墟，气味越难闻，混合着消毒粉和尸臭的气味。我强忍住，和一个正在摆放花圈和遗像的妇女交谈。她叫李建君，相框里的男孩是她的儿子周勇。

　　12日地震发生后，这位母亲几分钟内就冲到学校。教学楼不见了，废墟里传出一声声凄厉的“救命”声。每当一个学生被救出来，李建君就冲上去看是不是儿子。直到下午4点，一个头部血肉模糊、面容难以辨认的学生被抬出废墟，李建君朝他脚上瞄了一眼，那双白黑相间的双星牌运动鞋告诉她，正是儿子。

　　 她抱起儿子，跳上救护车赶往医院，跪求医生救命，但儿子已经离开了人世。从那天起，李建君每天都忍不住来到聚源中学的废墟前，思念儿子的点点滴滴。“失去了唯一的孩子，我觉得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她说。身处独生子女时代，我明白这句话的悲凉。

　　她又告诉我，聚源中学的教师和遇难学生的家长今天将来废墟前举行哀悼仪式。我立刻兴奋起来。在那埋葬了生命的废墟前，亲人为遇难者哀悼，肯定有视觉冲击力。

　　下午2点左右，家长们三三两两到来。教师们则排队前来，一些女教师开始默默流泪。摄影记者们一拥而上，镜头离她们的脸只有一两米，抓拍她们的表情。

　　其实我觉得这会干扰哀悼者的情绪，冲淡哀悼的氛围。在这个全国哀悼日，我原本应该庄严肃穆，酝酿对地震死难者的哀悼，但我被拍摄好照片的念头驱使着，挤进人堆去抓拍。

　　2点28分，一位家长点燃了鞭炮。教师们集体三鞠躬。家长们则点燃插在地上的蜡烛，给孩子们烧一张一张纸钱，哭声一片。

　　我蹲下，不顾被蜡烛烧到胳膊的危险，尽量用手端着相机伸到家长们面前，一次次按下快门。此时我带着惭愧，因为我顾不上表达自己的哀悼了，那一刻，自己好像一只专注的老鹰，朝着地面上的猎物俯冲过去。

　　面对人类的大悲剧，听着同胞的大悲号，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冷血。

　　当天下午给报社发回照片，我开车回家，打开汽车收音机，得知无数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集会，为地震死难者哀悼，并且反复高喊“中国加油、四川雄起”。没有拍照片的念头纠缠，我一下被打动了，泪水涌入眼眶。我也知道了，自己并不冷血。(闵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