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近年写的一些文史随笔里，很少出现关涉呼和浩特市旧城大什字街历史变迁的文字。大什字街是旧城最有名的街道之一，是旧城的市井中心。忽一日，我在书斋整理丛残，却意外地发现了十几页早已发黄的远年杂记，其中几则就与大什字街有关，现整理、辑录如下，以飨读者与同好。
小画摊儿
1950年初，我在大什字街东南的拐角处，见过一位身穿褪了色的银灰长袍、颌下飘着稀疏长须的老人，他在那里设摊儿卖画。这位看似沧落坊间的卖画人，皮肤白皙，温文尔雅，谈吐里透着一股书卷气。在他身旁摆放着一张半旧的菲律宾木茶几，上面有一些绘画的笔墨、水洗以及雪白的宣纸。在他身后的青砖墙上，挂着一幅墨气氤氲的浅绛山水画，其题签为王静庐三字，下钤一阴一阳两方篆刻名章。
其时，我尚年少，虽说也对绘画艺术有一些美的直感，但是对先生这幅作品的艺术特色却一无所知，连这浅绛山水四字，包括他宗法的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大痴)也是在近些年略有所闻的。不过对王静庐先生这幅以及此后所见的其他画作，至今仍存印象，因为他是我平生亲历的第一位中国传统派山水画家。可惜，当时我对他的身世毫无所知。只是听路人说，王静庐先生下榻处在会仙楼巷，是一位流寓青城的北京画家。不过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在包容性很强的呼和浩特名城文化中对我濡染的一位启蒙性老师。
当然在我年长之后，逐渐又知道了曾以《康熙私访月明楼》绢画名世的清末本土国画家——即那个自号为绛雪斋主的韩葆纯先生。在近年，我还分别以《绛雪斋主》、《紫塞名画〈月明楼〉》和《三侃绛雪斋》为题，相继在报刊上，对这位边塞派画家雄肆宕逸的画风，进行了一些肤浅的分析与评介。相信此公作为近代本土美术史上开山式人物，其绘画艺术，必将在更多的后来人中传承。
另外，还有3位本土的满族画家，即唐香圃，索师爷(真名不详)、萨瑞甫，他们虽有些“养在深闺人未识”，却是边塞派中的实力派画家。其中，唐香圃先生，不仅擅画人物亦能山水，据当代已故满族画家关和璋先生品题，唐香圃先生在新城财神庙所作的十八罗汉，“兼工带写，笔墨清逸，设色淡雅而神态生动，梵像奇伟”，而且“点景山水，亦能繁简得宜，脱尽画工俗气”。由是，我想说正是他们这些前辈画师的丹青妙墨，给塞外早期画坛，带来了不少点染春色的生气……
冯仲斋先生
真是无独有偶，就在王静庐先生画摊儿的西边，即食品名店“言记”的南窗外，又有一个茶几式刻字摊儿，主人名叫冯仲斋。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年近半百的冯仲斋先生，好像操着一口晋南口音，戴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式裤褂，还在脚腕处绑一根黑亮的布带。看上去极其干净利落，简直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在他身旁的茶几上，摆放着刻治印章的不同材料，其中以木质居多，还有黄铜、兽骨、赛璐珞以及珍贵的象牙质材。
另外，也有排列整齐的治印刀具。这，无疑多是解决顾客的实用性印章的需要，而我家的一方酷似象牙的楷书印章，据说就是出自冯仲斋先生之手。它们却与供人欣赏的篆刻艺术不能混为一谈。限于当时的个人学养，我常常只会带着一种好奇心理，痴痴地站在冯仲斋先生的背后，看他如何临石奏刀。冯仲斋先生也不时地对我斜视一下，不过眼光里还是透着十分的友好。
大约是1952年初夏，我在当时尚称龙泉公园(今青城公园)的湖岸上，竟与冯仲斋先生相遇。此刻，冯仲斋先生好像是在操办一个民办的书画展。在已经挂好的展品中，就有一副隶书对联十分醒目。近前一看落款正是这位十分熟悉的冯仲斋先生。今天想来，这副对联，好像多有亦灵亦秀，疏朗宽博的汉隶特色，或许它与东汉《韩仁铭》名碑的用笔十分相似。
可惜，这只能是我的臆断，因为迄今为止还无缘得见冯仲斋先生的传世墨宝。不过，自此之后，我方初识庐山真面目，知道冯仲斋先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刻字匠”，而且是位颇具功力与学养的书法家，若从艺术感觉相通的特性讲，我想冯仲斋先生也会是位鲜为人知的篆刻家了。由是，也让我联想到，在前述的绛雪斋主第三代传人处，我有幸见过一件存有本土与区外书画家、篆刻家治印的艺术藏品，名为百篆图。上百的印迹，或名章，或闲章，或边款，都各有千秋，韵味别具。只是，我还未能一一详察，不知其中可有冯仲斋先生的手笔。
列宁服与八角帽
在大什字街通往小东街的北口上，有一家名为西北的照相馆。西北照相馆与旧城一般晋商开设的店铺不同，这里的门饰，已经有了京派或者半欧化的风格了。特别是那一面落地玻璃橱窗，设计得更是新颖别致。在1951年春节期间，这家照相馆又将橱窗里原有的黑白人物照，换上了两幅更加高档的艺术明星彩照。一幅是名噪塞北的晋剧表演艺术家康翠玲，另一幅是康翠玲的弟媳杜翠莲(曾用名康翠莲)。这两幅人物彩照，不只是形象十分俊美，而且身穿灰色列宁服，头戴八角帽，并将修长的双辫搭于背后。这一装束可谓开了风气之先，是解放初期的青年女性共有的时尚追求。也有明显的源于前苏联的异国情调，只是少了些战地黄花的英气，多了些城市女子的妩媚。
谈到康翠玲，对于内蒙古西部区乃至晋西北一带的观众来说，几乎是家喻户晓了，而杜翠莲，却息影多年鲜为人知了。说来也巧，我这个当年的小戏迷，竟然在她俩拍照后的第十年，也调到晋剧团工作了。这自然会对杜翠莲的演艺生涯有了一些了解。原来，当年的杜翠莲，也是师出名门。她的授业恩师是平绥线上颇有影响的王云楼老生。
早在50多年前，笔者就在大观园多次观赏过王云楼先生的表演艺术。印象是做派潇洒大方，颇有丈夫气，嗓音沙中带甜，很在韵味。王云楼老生擅演衰派老生戏，所饰演的人物多为儒雅之士，举手投足也有一股书卷气。而杜翠莲则是应工青衣，她的扮相端庄俊秀，身段姣美，嗓音宽亮。特别在一些比较吃重的唱功戏表演中，能见出她的功力和对人物艺术处理的匠心。因此，她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近年，每当我同杜翠莲谈起那彩照时，她还是记忆犹新，颇多感慨。所憾者，经过“文革”十年原照已不知去向。每念及此，她不禁嗟伤康翠玲姐姐的香消玉殒。不过，对于我来说，似还想到另外一种内蕴，那就是这两幅艺术人像，不只记录了那个特定历史年代中，人们共有的审美取向，还为青城早期的摄影艺术开了具有探索意义的先河。
洋车述往
1960年，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笔下，曾经扫描过的塞北古镇萨拉齐，我不期然地与一辆阔别多年的人力车(俗称洋车)在一小巷狭路相逢。打着旧时代烙印的洋车，肇始于日本帝国。而旧中国的大都市京津沪，都把它叫做黄包车。
在青城，这种记忆中的洋车，一直与那个阶级压迫、市场畸形发展的社会相联系的。拉洋车的人多是破产的农民。他们进城后，只能以出卖苦力换取微薄的收入。洋车夫的生活十分凄苦，特别是人到晚年更是朝不保夕。在那风雨暗青城的日子里，时有饿毙街头的老洋车夫，让路人惨不忍睹。就那个时代的旧城而言，大什字街这个市井的中心，不仅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不小的车市，招徕乘客的洋车一辆辆地停靠在那里。每当华灯初上，或时近午夜，一些达官贵人、买卖客商或者太太小姐、烟花女子，都各自安排自己的夜生活。此刻洋车夫边吆喝边上路，边摁着车臂上专设的那种蛙鼓式皮囊响器，而晕黄的车灯也一闪一烁，渐渐地向远处奔去……在青城，这个曾经有过大盛魁等旅蒙巨商的城市，早在清末民初，十几家车行便拥有雇工数百人。其中，仅借居于城隍庙东跨院的那个车行，就有雇工四五十人。前些年，我在五塔寺东边的小巷口，就看到一位瘦骨嶙峋、身材矮小的老人。凭记忆一望便知，他就是当年洋车夫中的“小字辈”，在大什字街的停车场，我多次与他见面，甚至还能忆起他在风雨中艰难行进的身影。解放后，他转为新一代三轮车工人了，名字叫冯全和，已经年过古稀了。可惜，近失听力，又不识一个字，但是晚年生活有儿女们关照，过得舒心。而另一位当年洋车夫也在此居住，他是秦师傅，年近九旬，但是身体健朗，耳聪目明，他和老伴儿优悠度日，并常常闲坐街头，看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没想到，在我和他的交谈中，却侃出一件令他十分开心的往事。
一次，一位急于赶乘火车的顾客，同秦师傅协商，他说他愿出超过平常运费两倍的高价雇洋车，但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必须在15分钟以内，从旧城北门口赶到火车站，否则分文不付。当时，颇有燕赵侠士之风的秦师傅，竟然一口答应下来，好像立军令状似的，一拍胸脯，立马拉洋车上路。对于我这个“老呼市”来讲，很了解当年这段马路的路况：坑坑凹凹，沙土飞扬。面对如此路况，若不是脚下有过硬的功夫，是断难在限定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的。这位燕人秦师傅，年轻气盛，一路小跑只用13分钟就赶到火车站。这使这位乘客十分惊叹，也十分感激，随之把两倍车费递到秦师傅手上。说到此处，秦师傅也忘情地大笑起来，而我更受感染，对他肃然起敬。从他那爽朗的笑声中，我似乎发现了一个地位低下的洋车夫，虽然身逢逆境，面迎困难，却仍葆有一个劳动者特有的自强与自信，还有一个无产者不甘示弱的人格魅力。
震动青城
1948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在大什字街与大东街西口的变汇处，有一异乎寻常的治丧之举，曾经震动了整个青城。
其时，身为绥远省民政厅厅长兼省会公安局局长的袁庆曾，在为其母筹办丧事时，不仅雇佣了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有名的百年老字号双成杠房铺，为其操办搭建灵堂事宜，还调用大量的军用绿帆布，把多半个大东街覆盖起来，在入口处还搭起过街牌楼式门楼，凌空耸起高大的翘角花架，这些都是用白布纽结而成。另见素幡垂地，松柏树枝插满门楣。门墙两端分列着引路菩萨、打路鬼的纸扎像，看上去一人多高，似有狰狞美的艺术效应。而本土鼓匠吹奏的哀乐，不时从停柩的院内传出。
置身其间，年幼的我感到阴森可怕，却又十分好奇，以致挤进了看热闹的人群。最难忘怀的是，在发引那天，我亲眼看到一副装饰极其豪华的玻璃杠(它是由大西街的双成杠房铺先行组合起来的)。这副玻璃杠，除四面的玻璃都有花色素淡的装饰性图案外，全部框架一色鲜红。而那长长的抬杆上，都用崭新的蓝布通体包裹。这是寻常的布杠很难相比的。
所憾者受围观者拥挤的影响，我还不能准确地道出抬杠的人数。只知道人们议论它足有数十人之多。因为，按老规矩，在起杠后，就不容许中途落地，只能轮换青衣(抬杠人的古称)，直到把棺材抬进坟莹。在我的印象中，仅前面开道的(除军用摩托车、汽车外)几班鼓匠和僧、道、喇嘛以及举幡执绋、挑送祭祀(包括各种纸扎的厅院、车马、金童玉女、摇钱树、仆人、花篮等)的各色人等，大约就有数百人。加之沿途商号的焚香路祭和后续队伍的浩浩荡荡，更使送葬的场面尤其宏大，而气氛却更加阴郁、低沉。这些，都成了旧城坊间当日主要的谈资。
事隔多年之后，我从《红楼梦》中读到了有关葬仪的一些章节，才对封建时代在殡葬问题上所反映的强烈等级观念，有了新的认识。据考证，皇帝宾天要由108名青衣请灵，俗称108杠，而像五品宜人秦可卿发引，按规矩也要用64杠。相比之下，袁母的发丧规格虽然不及秦可卿，可是在青城来说，她也是特权独享，显赫一时了。附赘一语，就在殡葬之后，袁氏兄弟于绥远最负盛名的大饭店麦香村大宴宾客，其规模之大，规模之高，又一次震动了青城……(贾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