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把“四书”列为必修课程，这一举措就像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一样，也遭到不少的讽刺和挖苦。但窃以为，仅仅“四书”进课堂还是不够的。

　　经典不但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方向，奠定了民族精神，也确立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即传统所说的“常道”。强化经典教育不仅有利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陶铸民族精神，也有利于提升个体的心性修养和人格境界，后者对于针治心灵空虚、道德冷漠、伦理失范、人际疏离等“现代文明病”尤为必要，所以熊十力说“经为常道，不可不读”。但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是四书教育还是经典教育？“四书”虽然是中国文化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也无法取代整个中国文化经典体系，尤其是“六经”。“四书”在有唐之后才受到特别重视，其最终编定者朱熹也说“六经”和“四书”是“难易远近大小之序”的关系，或说“四书”只是接近“六经”的方便法门。

　　当然，“六经”的晦涩难通是个问题，但是，中国文化的义理价值和规模气象等毕竟由“六经”奠定和开启，读经不可不读“六经”。此外，《老子》易诵而《庄子》又为文学和美学名著，皆是道家经典，似乎也不能不读。当然，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但可以选择“四书”、“五经”和“老庄”等中国经典名篇，由老师精讲和学生诵读体认。

　　其次，是中学教育还是全程教育？郭先生提出要把以“四书”为主的经典教育纳入大中小学甚至是幼儿园教育，这一主张既符合中国经典教育的传统，也符合学习认知的逻辑进程，惜乎多被论者理解为经典进中学课堂。经典教育从娃娃抓起，不但可以培养儿童对经典的兴趣，也有利于奠定儿童的国学基础。当然，儿童经典教育内容，应尽量易于记诵和稍近感性。

　　近年来儿童读经的经验表明，小学生部分地理解《论语》、《孟子》和完整地背诵《大学》、《中庸》是不成问题的。在中学，可以采用精选精讲和启发阅读的方式，适当加入《诗经》、《礼记》、《易传》、《左传》、《史记》等经典教育内容——台湾的中学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台湾中学生的读经水准比内地的大学生都要高。在大学，中国主要经典皆可以精选精讲、自主阅读、深入讨论的方式纳入教育范围。

　　第三，是语文教育还是课程教育？一些学者单纯地把经典教育进课堂理解和定位为进入语文教材，此法断不足取。语文或国文教育重在“文”，而经典教育重在“道”。如果把过多经典名篇引入语文教材，不仅会冲淡语文教育的目的，也会弱化经典教育的价值诉求，使经典教育凌乱散漫、不成体系。因此，应该考虑把经典教育从语文教育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置成为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连续一贯、自成体系的经典课，每周两个学时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时间安排。

　　此外，该课程宜列为必修课、考试课。因为根据学者的观察，如果人文经典课只是选修课和考察课，则教师和学生很难予以重视，甚至变得可有可无，根本就达不到经典教育的目的，也起不到相应的效果。

　　如此说来，经典教育进课堂不是一个应该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进入和进入多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