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剺面”，亦作“梨面”，即使用刀具自毁面容。这是缘起于游牧民族的一种古老风俗。尽管在传入中原之后，也曾经长期在华夏——汉族中流传，而且产生过很深远的社会影响，但是，历代人士依然把它当作“异域风俗”看待。明代学者胡应麟的诗篇《日本祈封》就有“单于剺面思归国” 之句，借用东汉名将耿秉深得南匈奴人心的典故歌咏异国归附的“盛事”。耿秉之事，见于《后汉书》，史称：(耿秉)“性勇壮而简易于事，军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结营部，然远斥候，明要誓，有警，军陈立成，士卒皆乐为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耿秉在边境任职多年，在处理与边境民族的关系时，颇以诚信相待，由此博得了当地各民族的拥戴。如，在担任度辽将军之时，“视事七年，匈奴怀其恩信。”以至于耿秉去世之时，发生了极为感人的一幕：“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棃面流血。” 这也是我国汉文古籍中对匈奴“剺面”之俗的最早记载。但是，“剺面”的具体方式，不见于汉籍记载。研究阴山岩画的著名专家盖山林先生，将阴山岩画的某些画面形象，解读为“剺面”古俗的图像遗存，从而实现了阴山岩画的研究的重大突破：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并且致力于岩画图像资料与传世史书的综合研究。
盖山林先生的研究，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个案。我们完全赞同盖山林先生的论断：“内蒙古岩画，从多个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古俗，其中阴山岩画剺面面具岩画，就是其中突岀的例证。见于《阴山岩画》一书图1023、1025、1026的面具岩画，其额部有2—3道剺面的纹痕。虽然‘剺面’时具体在额头划几道史付阙如，但从阴山剺面面具额头上的斜纹来看，这就应当是‘剺面’习俗的真实写照。” 前辈学者的筚路蓝缕之功，令人肃然起敬。不避简陋，愿就“剺面”问题，再加讨论，故有本篇“补说”之作，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剺面”的特殊内涵，不应该局限于“以血泪祭祖先”
盖山林先生指出：“我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每每以‘剺面’来表现‘以血泪祭祖先。就是用刀划额面流血泪祭祖”。 我们认为，“剺面”曾经用于血祭，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它又不仅仅用于血祭。至少通过汉文记载观察，在更多的场合，“剺面”不是用于血祭先祖，而是用来显示“无法表达的痛苦”与“不可更改的决心”。
在显示“无法表达的痛苦”方面，主要用于丧葬场合。
《周书》记载，突厥“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贱老贵壮，寡廉耻，无礼义，犹古之匈奴也。……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门，以刀剺面，见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始坎而瘗之。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于标上。” 这种“剺面”葬俗，一直是汉人记载北方游牧民族的“异俗”之一。“有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 又，“回回之俗，凡死者……直方殂之际，眷属皆剺面，捽披其发、毁其衣襟、躃踊号泣，振动远近。” 这种习俗在传入之初，在汉族士大夫阶层中引发的怪异感，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剺面”不仅适应于同族亲属死亡的场合，也被广泛地施行于虽无血缘关系但是受到尊重的人物去世的场合。前举东汉耿秉的事例已经可以说明问题。又如，北魏时期的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元怿“素有才能，辅政多所匡益”。在他被人诬陷受诛之后，“朝野闻怿死，莫不丧气，胡夷为之剺面者数百人。” 再如，唐太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翦髪剺面割耳，流血洒地。”
在表达“不可更改的决心”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证：其一， 唐代中叶，经略西域颇有政声的郭元振，受命入朝，“将行，安西酋长有剺面哭送者” 。其二，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欲陷害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幸有一批蕃长采取了包括“剺面”在内的特殊手段，为之向朝廷讼怨，才得以保住生命。“则天赐其奴婢十人，当受于司农，时西蕃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婢，诸蕃长诣阙，割耳剺面讼寃者数十人，乃得不族。” 由此，透露出类似信息：以“剺面”等特殊方式表达的讼辞，具有某种神圣性、可信性，也就在诉讼中取得了特殊的“公信效果”。
以上两种场合，“剺面”的使用范围，显然超过了“血祭祖先”的范围。而且，再做推衍，在这两者的背后，应该是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内核——“敢于呈请神人督察的绝对诚意”。因此，“剺面”是一种带有“萨满”色彩的仪式，主要用于表达发自内心的强烈感情，并且带有某种请神人共同监督的自律、约束作用。
二、“剺面”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有其不可替代的神圣性
北周时期，擅长岀使应对的王庆，在与突厥的往返交往中，建立了威信，“以庆信著北蕃，频岁出使。”后来王庆奉使到达突厥，恰逢其可汗暴殂，突厥贵族要挟王庆：“前后使来逢我国丧者，皆剺面表哀，况今二国和亲，岂得不行此事？”王庆以为自己身为使者如果行用突厥的“剺面”礼俗，就会有辱国格，因此，“抗辞不从，突厥见其守正，卒不敢逼。”事后周武帝闻听特意给予嘉奖 。
唐朝后期，出嫁回纥的宁国公主在丈夫死后，据理力争，才幸免于按照回纥的风俗而殉葬，但却不得不“剺面”。“毘伽阙可汗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宁国公主狥葬，公主曰：‘我中国法，壻死即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今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若今依本国法，何须万里结婚？’然公主亦依回纥法，剺面大哭，竟以无子得归。” 通过这次“礼俗之争”，我们看到，回纥人是把“剺面”看得很神圣的。
不论中原人士如何看待“剺面”之俗，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在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它曾经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符号而发挥过作用。
三、“剺面”之俗在中原的延续与流变
把本来限于风俗的“剺面”发展成为政治、军事斗争中的手段，在游牧民族中，本来就不乏成功的例子。辽朝后期，金太祖阿骨打为了胁迫其部众起兵反辽，就有如下的精彩表演：“阿固达(引者注：即阿骨打)有度量、善谋，尼堪善用兵，古绅刚毅而强忍，乌舍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为萨满。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尼堪之下皆莫能及。天庆四年率兵叛辽……(辽帝)天祚下诏亲征，尼堪、乌舍伪请为卑哀乞降者，既示众，反以求战嫚书上之。天祚大怒，下诏有‘女真作过，大军尽底剪除’等语。阿固达聚诸部长，以刀剺面，仰天哭曰：‘始与汝軰起兵，共苦契丹扰而欲自立国尔。今吾为若卑哀请降，庶几免祸，乃顾尽剪除！非人效死战，莫能当也。不若杀我一族，汝等迎降，可以转祸为福。’诸人皆罗拜于帐前，曰：‘事已至此，惟命是从。’以死拒之。” 阿骨打利用了诈谋与“剺面”的仪式，顺利地鼓动其部属反抗辽朝大军的镇压。
“剺面”之俗传入中原之后，它特有的“使用过激
外在表现形式”从而“表达强烈情感要求”的特性，被有心人加以利用，从而表现出中原文化以“特例”的方式接纳“剺面”风俗。
首先，它被用于官场运作。特别是跋扈的地方势力，变相地抗命于朝廷，就可以责令其部属“剺面”以做要挟之资。五代时期，割据河北的田承嗣，就是如此巩固他对魏博镇的控制的。史称：“田承嗣诱卫州刺史薛雄，雄不从，使盗杀之，屠其家。尽据相、卫四州之地。自置长吏，掠其精兵良马，悉归魏州。逼魏知古与共廵磁、相二州，使其将士割耳剺面，请承嗣为帅。” 田承嗣利用“剺面”的胡人风俗，演出了如此“悲壮”的“部下拥戴”的闹剧。
其次，它被大量运用于“节烈”妇女拒绝再婚的场合。各地的《方志》对此津津乐道者不在少数，略举二例为证。“夏启元妻，孟氏，郡人，早寡。继母逼改适，剺面毁容，乃止。” “靳天挺妻，牛氏，年十八而寡，子在襁褓。有讽别适者，氏剪髪剺面，明其不二。”
从总体上看来，“剺面”之俗传入中原之后，已经丧失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早期文化的原生形态，不具备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价值。其流变所及，基本上可以断定为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
但是，在其原生地，“剺面”古俗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确实值得继续研究与阐发。
本文开篇所引用的盖山林先生的文章，把在新疆发现的古代“鹿石”的刻画与阴山岩画中的剺面面具纳入同一个体系来研究，同样富有启发意义。《周书》、《北史》、《文献通考》所载的突厥“剺面”葬俗，“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于标上。”对于破解“鹿石”的秘密，可能有所借鉴。盖山林先生推测“剺面”之俗的源头，或许与来自河西走廊的斯基泰人(汉译塞人)有关。唐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记》论述西域各国风俗的一条记载：“建城郭，务田畜，性重财贿，俗轻仁义，嫁娶无礼，尊卑无次，妇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则焚骸，丧期无数，剺面，截耳、断髪、裂裳，屠杀羣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凶则皂衣。” 也可以为这一推测提供支持。
总之，对数量众多、涉及面极为广阔的阴山岩画进行深层次的文化解读，大有可为。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白 岩(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