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初夏，一个9岁的少年，和他的幺叔跌跌撞撞奔走在一道又一道山梁上，一只野兔从刺槐树丛中惊慌逃窜，这丝毫没有引起赶路人的兴趣，他们要赶到50多公里外的镇上邮电所发一封加急电报。

　　这个少年，便是我。那一年，我一个远房祖父在犁田时突然栽倒在田里没有醒来,我们需要给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发电报。5天以后，当双眼红肿的姑姑从上海回到乡村，哭着跪倒在祖父灵前时，她的泪水再也追不上祖父离世的脚步。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电话，俨然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我到一个乡里参加工作时，最初在办公室做文书，这下，我可以神气活现地接听电话了。依然是手摇式要通过邮局转接，我对邮政局那个满脸长着雀斑的女话务员也萌发了情愫，每次听到她转接电话时轻柔的声音，我就激动得从椅子上跳起来拍几下狂跳的胸膛。

　　1994年春天，我回到村里，村支书和几个种植户家里已经安上了程控电话。电话，已经开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1995年的一天，村里一个养鸡大户到我家来小坐片刻。只见他腰间挂着一个黑色的传呼机，不一会儿便嗡嗡嗡响起来，他嘿嘿笑着说：“我得回一个电话。”他走以后，颇受刺激的我不久也花了一千一百元买了一个数字传呼机。没料，这个传呼机却让我与老婆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一下班，她便呼我，让我失去了自由之身。

　　1996年初春的一天，一个诨名叫“狗子”的老乡来到我家，他把一个砖头大的东西“啪”的一声往桌子上一搁说：“知道不，老子花两万块买的大哥大！”听说狗子在街上打“大哥大”的时候，满街的人都在盯着这个暴发户。

　　1997年秋天，我陪领导出差,诚惶诚恐地借了头儿的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没料，我拿在手上却不知怎么按键。直到头儿拨通了我家的电话，我才战战兢兢地同老婆说了几句。

　　1999年春天，我花二千多块钱买了一部手机。我腰间别着手机很风光地回到了村里，还故意到那个老乡的院坝前拿起手机哇啦哇啦地说话。没料，这位养殖大户却从腰间拿出一个样式更新款的手机在我眼前晃了晃。

　　2008年的夏天，我回到村庄，村里七十多岁的魏大爷正坐在电脑面前，看着他的孙子用视频和姐姐聊天，魏大爷通过视频见到了他在武汉工作的孙女。魏大爷的眼睛笑得眯成了缝：“这玩意儿，实在是怪！”

　　30年后的秋天，当神七航天员在浩渺的太空中与家人通电话时，我才真的感到，在成为一个村庄的地球，我们对太空的呼唤，不再是梦。 (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