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公布的十项促进经济增长措施，较之此前内外部各方面或明或暗的猜测，无论在力度、内容、针对性等各方面，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以投资促内需也仍是主线。

　　值得赞赏的是，这十项举措所覆盖的民生(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快医疗、教育发展)、基建(农村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和机场)、环保(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水处理)、灾后重建等四个领域，确实涵盖了当前国内民众关注的各个焦点。这些领域正是属于传统上欠账较多、包袱较重、麻烦也较多的“硬骨头”。短时期、大剂量资金投入有助于软化与资金有关的问题症结，同时聚焦资金用途也会更有效地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这些至少有助于保证政府投资在方向、用途层面的合理性，有助于保障资金用度、调配的基本效率。

　　其次，近期政策所具有的差别化特征仍然鲜明。既有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又有针对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工作的重点区域投资计划。通过体现区域差别、主体差别，更明确了对资金流向的指导方向，避免了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问题，更便于各类市场主体各取所需、各展所长。

　　不过，外界也似乎并不大关注对有关政策的内容和特点进行分析，多数只是对“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执行方针更感兴趣。尤其是“快”和“重”的提法，更是在资本市场引发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

　　但需要提醒的是，从目前的经济危局出发，真的还不到集体再次狂欢的时候。

　　首先，外围经济减速仍然明显。美国10月份失业率升至6.5%，为14年来最高。尽管民主党人已经在参众两院取得多数，候任总统奥巴马声称的“改变”或者“新政”更容易获得支持，但考虑到欧美金融体系所受的严重冲击，复苏或许需要更久的时间。近期，其他OECD国家也一致调低了对经济增速的预期。显见，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放缓。这似乎暗示，下阶段依赖外需的新兴经济体要承受更长时间、程度莫测的衰退困扰。

　　其次，中国经济下滑的速度也超出想象。有媒体报道，10月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能出现负增长，为1996年以来首次(剔除年末以及春节因素)，这还没有考虑增值税转型带来的约1200亿减税规模的影响。同期，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下降6.6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指数下降7.4个百分点，均为自该指标2005年编制以来的最低水平。

　　综合来看，中国本轮次面临的经济形势，在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方面，其实较之1998年更加严峻。按照现状评估目前所披露的投资计划——2008年四季度先增加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约4000亿元，似乎难言力道十足。毕竟，如果真将上述资金分散到十项举措的“大盘子”中，每个领域得到的投资规模或许仍有缺口。

　　因此，提振内需乃至提振投资中最关键也是最现实的问题，便在于落实2010年底前所需的那笔4万亿元的资金来源。这是体现政策含金量的最重要内容。

　　考虑到政府的负债能力，明年增发一定规模的国债当无问题。但根据现有研究结果来看，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动员后约在1万亿至2万亿之间。其余资金仍有赖于民间资本，有赖于外部资本。因此，在国家、地方财政资源动员之外，还有必要高度重视对多类型资本、多类型主体共同参与投资与内需，乃至动员全社会“会战内需”的重要性认识。

　　从此出发，现在所列举的投资举措和领域，除公益特点突出的部分民生领域外，铁路、环保等领域的准入、运营壁垒宜适当考虑降低乃至开放。在此基础上，再配以“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的策略，或许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力。

　　这样，在宏观层面的提振计划明确之后，各行业主管部门就宜抓紧出台对应领域的指导性或鼓励性投资规划与指引，适当调整以往设定的准入要求等，对体制外资本尽可能地展现友好姿态，便于多种类型的资本及投资主体为保持中国经济增速出一份力。

　　再进一步，如果制度环境能顺利优化到不同投资主体乐于担负各自投资风险和责任，不同投资方式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那么，或许由此倒是能促动期待已久的多元化、多层次投资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