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村系列之上沙神话

　　“他们从家里搬来自家的凳子，又凑齐鸡鸭鱼肉，总算摆了30桌。当日放了20多分钟的鞭炮，成为上沙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鞭炮声。”

　　  ———1979年林园建成，孙林想宴请亲友却找不到地方摆酒席，最后才在全体村民的帮助下解决。

　　“大概需要200万吧，我们这个村差不多都是这样，娶媳妇花个两三百万再正常不过了。”

　　———今年10月初，孙秩洪为大儿子结婚准备了新房，别墅装修连同配齐家私电器花费接近150万，另外还准备买一辆体面的小车。

　　倘若让时光倒流到30年前，长安镇上沙村不过是珠江口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农民们靠打渔种地维生。然而，从1980年代引进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开始，近30年的时间里，岁月将这个过去默默无闻的沿海渔村，打造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现代化社区，如今走入上沙，昔日的农家小院已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取代，处处可见绿树鲜花。

　　10月初，孙秩洪的别墅刚装修完不久，配齐家私电器花费接近150万，而这是他为大儿子结婚准备的新房，儿子结婚，他还需要买一辆比较体面的小车。“大概需要200万吧，我们这个村差不多都是这样，娶媳妇花个两三百万再正常不过了。”

　　今年已62岁、同是长安上沙村民的孙柏林，说起如今村民的幸福生活时，常常感叹“就这么短短20多年，上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想都没想过。”30年前，孙柏林是上沙四村的生产队长，每天带队下地干活，如今他不用干农活，就当起了厂长，“只是挂名的，不用做什么事情。”

　　追忆当年

　　 一天干十多小时最多挣9毛

　　“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很多村民都来向生产队借钱。都是借一块两块。家里实在困难，比如有生重病的，队里就借给他，最多借五块。到年底结算工分的时候再扣除。”

　　“上沙村口的国道是泥泞的，每到下雨，到处坑坑洼洼。”8月底，上沙社区办公楼内，孙柏林回忆30年前的过往岁月仿若昨天，当时32岁的他是上沙第四生产队队长。对于当年上沙的描述，孙柏林说“都是瓦房，没有楼房，好多村民的房子都是直接用泥土垒起来的。我修了一栋房子，就用了一点水泥，花了大概1400多元，在村里都很了不起了。”1978年的上沙村整个是一片稻田，“离开旧村十米左右就是泥水，都是稻田，直到海边，绵延长达3公里。”

　　 一张已经泛黄、拍摄于1980年的照片足以证实孙柏林所说。那照片上有农田，农田里有农夫，远处还有山坡树林以及望不到边的海景……拍摄地点正是上沙。但如今从当时拍摄地点的楼房顶望去，再也看不到那照片上的一点踪影，原来那种景象已被现在的工厂高楼所取代了。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如今已经82岁高龄的上沙老人孙林，1938年日本人攻打虎门时，他从上沙出发，乘了一条小渔船去到香港，年仅11岁的他最早在香港做童工，后来干起了建筑师的行当。解放后孙林多次往返莞港两地，他用相机纪录了上沙各个时期的变化。

　　孙柏林回忆，那时农民每天的劳动以工分计算。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上沙地多人少，每个劳动力差不多要负责超过十亩的土地，但一天挣到的工分也就6分到10分左右。“十亩地，插秧，除草，收割，并且还是两种两收。”虽然当时村里有农用拖拉机，就是俗称的“铁牛”，但是要精耕细作还是得用水牛。每人一天最少十三四个小时的工作量，但是干一天最高的能拿到9毛多，最少的四毛，收入都很低。“我是队长，工分最高了，但也只有十分而已。”

　　对于生活条件的艰苦，孙柏林记忆深刻，“我老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前前后后总共才吃了两只鸡。”孙柏林说，那时生产队也没钱，更不要谈办公经费，照明用的煤油只能靠悄悄去打鱼赚点钱来维持开支。

　　很多人干了一年，收入比支出还少。“如果把生产队比作一个家，那么我就是家长，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很多村民都来向生产队借钱。都是借一块两块。家里实在困难，比如有生重病的，队里就借给他，最多借五块。到年底结算工分的时候再扣除。”

　　在孙林保留的老照片中，也有一些反映长安全貌的照片。照片中的长安，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许多地方还是茅草房，根本没有高楼大厦，农民们集体开工干农活的场面，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

　　“1978年内地刚刚改革开放，香港上沙同乡会给上沙村委会，而我也以个人名义捐了5台电视机。”在尚未完成的回忆录里，孙林写下上述文字。作为回报，上沙村回赠给孙林一幅宅基地。“这正好遂了我叶落归根的心愿。”已经50多岁的孙林那时候正准备结束飘在香港的生活，干建筑出身的他打算用这幅地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并命名为“林园”。

　　1979年林园建成，孙林从香港购回大批家具。在当时，3层结构的林园成为上沙乃至长安最豪华的建筑。孙林宴请大批亲友和村民，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我问同宗兄弟，哪里可以摆30围酒席，但都没有办法。”孙林说，这些困难最后在所有村民的帮助下全部化解，“他们从家里搬来自家的凳子，又凑齐鸡鱼鸭肉，总算摆了30桌。当日放了20多分钟的鞭炮，成为上沙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鞭炮声。”

　　1980年，已经53岁的孙林回乡定居长安。

　　 踏上致富路

　　四十万建厂房出租两年回本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慢慢有点变化了。1980年以后分田到户，情况就稍微好了些。有些人就靠种香蕉、甘蔗等水果挣钱。那个时候一家人10元20元就可以随便拿出手了。”

　　孙柏林说，1985年以后，村里开始真正好转起来。很多人承包大面积的稻田种水果，开始富裕起来。“我也承包了20亩，种上了桔子。刚开始一年大概能挣几千块钱。1985年，长安评选了三个‘万元户’，我是其中之一。”

　　那一年，香港人孙永昌在上沙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五金首饰厂，“有三十多个员工，但这是我们村第一家工厂。”那时首饰厂的员工都是本地人。

　　紧接着1987年，中商玩具厂开业，“较首饰厂更有规模，厂房是当时的上沙管理区借给他的。”孙柏林认为它是上沙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工人有两三百人，除了一些本地人外，外来工开始出现在这家玩具厂。那个时候员工工资有四五百左右，都是计件，手脚快的有六七百左右。“这在当时绝对是高薪了。”孙柏林说。在那个年代，民办教师月工资不过200元。

　　1988年，孙柏林拿出种桔子挣来的钱，投资了五万块，和同村人集资建了第一间厂房专门用来出租。1991年，又投资修建了另一栋厂房。当时我们主要找家里有人偷渡到香港的人来投资，因为这些人都比较有钱。群众都不敢投资啊，担心房子建好了，没人来租，空着“放牛”。孙柏林记得，当时建一栋厂房需要四十多万，发动全村群众，这钱都凑不齐。不过当时的收益不错，差不多十块钱一平米一个月。两年就可以收回成本。

　　因为基础设施和规划搞得好，来上沙村安家的工厂很多，工人也逐渐多了起来，从1993年开始外来工也就明显增多了，很多村民都开始修建专门的房子租给工人，出租屋也多了起来。孙柏林在这个时候建起上沙村第一栋出租屋。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香港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土地和人力资源方面紧缺，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到内地办厂。这个时候，冯就图从香港来到东莞，他最早落脚于凤岗雁田，但没过一年，就把工厂搬到环境相对较好的上沙。

　　那时，内地的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供应链也不成熟，“除了扫把，我们连手套都需要从香港那边运过来”，本地的手套在口套处没有加入橡皮筋，不符合生产要求。要从香港运送的物资很多，货车都不够用，所以当时公司要做好运输计划，库存要满足生产要求。但是，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费用，弥补了这一缺点。回忆当年创业史，冯就图记忆深刻。

　　孙柏林参与集资兴建的第二间厂房，正是租给了冯就图，20年后的今天，冯就图创办的鸿图制造厂已成为上沙最大的外资企业，也成了奔驰、宝马、通用、福特等知名厂商的合作伙伴。

　　后来，越来越多港商如冯就图一样来到上沙。

　　发展村工业

　　每天两件事：建厂和招商

　　“上沙随处可见升降机，大量的土地兴建为厂房，水泥板24小时不间断灌浆，1992年到1995年，短短三年，上沙和长安其他地方一样建好了新的马路、厂房，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出租屋和超市也随之剧增。”

　　1990年代初期，上沙工厂渐渐多了，外来工逐渐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孙柏林瞅准时机，开始修建出租屋。

　　而此时的上沙，村民们的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基本上吃穿不愁。但很多人还是没有多少钱能够拿出来投资。孙柏林记得，1994年上沙村还有一些稻田，人均5分多，而到1995年就几乎没有了，部分改做了鱼塘，到后来又把鱼塘填平盖成厂房。

　　1987年，在上沙四组，孙柏林正在桔子地忙活的时候，孙秩洪走上了村长的岗位。和老村长孙柏林时代不同的是，孙秩洪不需要带领村民下地干活，他每天要做的事大致为两件，一是建工厂，二是去招商。那一年，孙秩洪和村民一块建起微乐厂，然后又建了鸿图厂。从1987年至今，孙秩洪在上沙四组一共建了20多栋厂房，厂房规模大小不等。

　　那时已经定居长安的孙林也参与了上沙的建设。“1986年，很多港商来长安办厂，而我也看中上沙的环境。”孙林与港商孙少文合作，买下上沙横垄一幅地计划建厂房，孙林负责建厂房的一切规划建筑工程：通路、通水、通电、排水、平整坡地，设计图，找承建商等程序全由孙林一人完成。“和一般厂房比较，我设计的厂房抗震能力很强。”孙林说，后来这座厂房给孙少文开办东兴商标厂，而他则因不懂办厂的缘故，完全退出厂房的股份，但依然协助孙少文搞好厂内的一切建筑工程。

　　“我们就这样把村里的工业搞了起来。当时为了招商引资，我经常东奔西跑，找老板过来投资。”孙秩洪回忆当时的工作方法时说，他们一般都是先修厂房再引资。

　　因为基础设施和规划搞得好，来上沙村安家的工厂很多，工人也逐渐多了起来，从1993年开始外来工就明显增多了，很多村民都开始修建专门的房子租给工人，出租屋也多了起来。孙柏林在这个时候建起上沙村第一栋出租屋。

　　随着工业配套设施的成熟，一些知名企业也在此时进驻上沙，产业从玩具制造向电子配套的方向转变，成为电子、五金、塑胶的生产基地。至此，上沙的经济发展实现了量和质的变化。

　　未来之忧

　　走一家厂拖累社区经济四五个月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生活条件都非常好了，贪图享受，吃不了苦，去香港买一次衣服花个几千块是常事。”孙柏林们担心的主要还包括下一代。

　　上沙农民的幸福生活真正来临，正是在2000年之后。

　　“现在我们有集体福利，股份分红，老年基金，老干部退休金，村民养老金等。像老党员，老干部一个月能领到2000元补贴。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说到福利，上沙干部孙晃耀有些自豪。

　　如今已退休的孙柏林，仍在一港资企业里当挂名厂长，每个月拿着2000元的薪水，加上村里的退休金、养老金，每个月足有四千多。“够用，不用花家里的钱。每天喝茶抽烟，经常和老伴一块出去旅游。日子过得比较悠闲。”

　　今年年初，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孙柏林也感受到了一些苦恼，他发现企业主们都在抱怨，文化程度并不高的他也学会了一些新词：美元贬值、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等等，另外，他还发现新莞人的数量不再像以前那么多。“房子没那么好租了，只好把价格再降一些，但还是空了几间。”

　　    这个曾经在村里首先盖专业出租屋的本地人，如今也感受到房子难租，这种现象几乎波及到全村。“从今年开始，形势就有些困难了。到现在走了七八家工厂，今年就走了两家，虽然也来了几家，但这一去以来，我们的损失也很大。”孙晃耀说，走一家企业，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拖欠工人工资等；社区还要给新来的工厂重新搞基础设施，搞装修。基本上走一家工厂会拖累社区经济4至5个月。

　　如今，孙柏林把出租屋的收益全部给了儿子，这笔收入每月约有5万元，而投资厂房的收益也被孩子们分走。

　　孙秩洪的儿子大专毕业后，他硬是想办法把儿子送进了镇政府一个部门工作，一年的薪水约4万元。“这笔钱基本上只够他自己花销，结婚还得靠我拿钱，镇上人家好像大多如此。”

　　靠父辈们拼下的江山，上沙的年青一代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现在村里的年轻人，生活条件都非常好了，贪图享受，吃不了苦，还喜欢买名牌，一个月工资都不够买衣服。去香港买一次衣服花个几千块是常事。”孙柏林们担心的主要还包括下一代。

　　2005年，东莞市委意识到“二世祖”问题，并提出“创业东莞”工程。在2010年前，政府将每年拿出10亿元的创业就业基金，鼓励和引导劳动者自主创业。政府希望“创业东莞”的提出及实施，能扭转东莞一个人群的就业观念，并影响下一代东莞人的生活。

　　    上沙村民致富三部曲

　　    第1部

　　    承包稻田改种水果

　　    时间：1985年以后

　　    例子：孙柏林承包20亩稻田种桔子，一年大概能挣几千块钱。

　　    成效：1985年，长安评了三个“万元户”，孙柏林是其一。

　　    第2部

　　    集资建厂房用来出租

　　    时间：1988年

　　    例子：孙柏林投资5万块，和同村人集资建了第一间厂房。

　　    成效：建一栋厂房需要四十多万。约租十块钱一平米每月。两年回本。

　　    第3部

　　    兴建配套创造投资环境

　　    时间：1992年到1995年

　　    例子：短短三年间，上沙建好新马路、厂房、出租屋、超市等。

　　    成效：知名企业进驻，上沙成为电子、五金、塑胶的生产基地。

　　    数说上沙

　　 上沙村是孙中山先生先代故居，位于长安镇中部，S358省道贯穿而过，社区总面积7.5平方米，6个工业区，4个居民小组，区内人口约7万。2007年村组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2389万元，在全市排第12位。至2007年底，上沙共拥有外资企业98家，规模以上民营企业85家，个体工商户总数超2100家。工业主要涵盖玩具、电子、服装、五金、塑胶、纸品等。2007年，三资企业创汇达26195万美元，社区经联社和经济社两级总资产达7.61亿元。 (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