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纪言“炮轰”内蒙古文化节

　　记者：您是在内蒙古出生的，改革开放30年后以“两会”代表的身份回来，其中的意义在哪里？

　　王纪言:倒着说，11日晚上，在北京大学的百年大礼堂，任何一个北大的学生面对获奖者都要放低心思放轻语气。在那里，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获得了“改革开放30年城市文化名片”荣誉。

　　我与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结缘，其实是有意与无意之间做的一件事，我在香港呆着常常听不到家乡的声音，有了家乡的声音也不一定纯正，有的演唱团去了都是假唱，对口型，然而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全是真唱。一是在香港看不到这些，二是在香港看不到蒙古民族的品牌。你没有让它成为品牌，像欧洲归来、像格鲁吉亚的神奇、像美国的印第安纳等都是世界的牌子，而我们没有啊！胡锦涛主席出国访问带着艺术团，带了两次“云南印象”了，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代表中国状态的东西，那我就想了，我是港、澳、侨、内蒙古海外联谊会会长，我也是港、澳、侨、内蒙古同乡会会长。这些事使我思索，我们能干点什么呢？与其说让香港的朋友回来建一个什么希望小学，不如帮着做点真正文化层面的事，做文化从哪里着手，在香港有特别好的国际儿童合唱的交往惯例，世界的孩子合唱童谣是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你只要让孩子在香港或海外上中学，包括上小学，你的孩子一来，音乐老师先上来问会什么乐器，我女儿是英国皇家钢琴八级，小提琴会吗？不会就去合唱团学习去。因为只有会另外一种乐器才能在一个集体中完成一个合奏创作，这是西方音乐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合唱团，可以把一代一代西方的童谣和民谣通过这样传承下来。而我们国家的音乐教育是相对失败的，我们的孩子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是几乎没有真正音乐教育的。人家世界有一个儿童音乐的状态，而我们没有自己的或民族的东西。

　　记者：您说您这次回来，主要是为内蒙古的文化做事，具体指什么？

　　王纪言:我们的这个家乡应该创造自己的文化牌子，为什么呢？我们草原民族的历史是世界性的，草原活动的舞台是世界性的，大草原，大戈壁是世界性的景观。民族是世界的，舞台是世界的，历史是世界的。咱们怎么就好像出了什么毛病，我们的民族要进步了，第一个在酒桌上，端着酒唱着歌站起来了，开心了，旁边的朋友又唱了一遍同样的歌曲，跑调了，更加开心了，喝得昏天黑地。这难道就是文化。第二个是当代传媒劣根性的影响，主要就是电视，速食快餐，有巨大的台子，有电视短暂的传播。宏大的舞台和小型的播出样式，把钱财都浪费了。乌海黄河草原文化节、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文化节、包头鹿回头文化节、呼和浩特乳都文化节、赤峰红山文化节等，参加文化节的状态主要是一顿文化大餐，有大餐，没文化。台上乌兰牧骑不停地跳，跳了不到十分钟，台下就大乱。而且主要的几个人是参加完这个文化节，又要去另一个文化节，赶场子。我们办了什么文化节，在哪里了，留下了什么文化？我们以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以为在电视台播出一下，民族就留下了文化吗？结果失去了。在这种浮躁的文化状态下，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消亡，就这么消亡。真正最弱小最奇缺的东西在那里？在草原深处，在森林深出，在戈壁深处。草原文化，大文化，目前只有在我们的家乡内蒙古的舞台上，还遗存着一点，别的地方找不见了，于是你得回头想吧，要有一个品牌，要有一个与国际文化的接轨方式，要有一种事半功倍的穿透力和打击力，那么就要从孩子入手，要来一个文化拯救。同样的一个民谣或童谣由孩子唱出来和大人唱出来完全不一样，从孩子入手，因为咱们草原的孩子好，因为咱们草原的孩子与其他地方不一样，他们有取之不尽的童谣和唱不完的英雄史诗。在草原的孩子中，从稀缺的稀少的草原文化的孩子入手比较好，于是童年的记忆中，我的家乡的童谣就跃然而出。中国唯一的三少民族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就在呼伦贝尔。蒙古族英雄的部落有二十多个，而那里有布里亚特和巴尔虎的两个部落。呼伦贝尔也是成吉思汗的娘家，所以我在国际上宣称：这些童谣也许你大概完全没有听过，但是成吉思汗你听过。这就是为什么启动在呼伦贝尔的原因了。这些童谣都是口传下来的，也是在口传历史，如果这些语言消失了，历史也就不完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