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鼎(中)与村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这是一片贫瘠的黄土高坡，这是一处沟壑纵横的高寒山区。然而，有一位老人对这里的一山一水充满感情，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充满赤诚。他曾在一个乡扎根22年，白手起家建起兽医站，大胆推广畜种改良；又曾在4个高寒干旱的贫困村一蹲就是20多年。整整50年，他把自己的智慧和勤劳都无私地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和那些纯朴善良的农民兄弟。他就是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高级兽医师武汉鼎。

　　3月10日上午，记者见到了武汉鼎。他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一点儿也不像77岁的老人。1959年10月，武汉鼎带着妻子从五原回到了家乡清水河。在当时“精减城市人口下放农村”的政策背景下，武汉鼎被下放到盆地青乡，主要任务是建立基层兽医站，开展畜病防疫工作。

　　那一年，他27岁，已经是一位技艺精通的兽医了。

　　“那个年代，清水河不但缺医少药，兽医更是屈指可数。”武汉鼎回忆，“全乡36个村，其中有18个村的牛羊患有间歇病，死亡率相当高。有的人家连耕地的牲畜都死光了。”为了尽快控制住疫情，武汉鼎配制好药水，挨家挨户上门，治疗一茬下来，他的手被药水腐蚀的掉了几层皮，钻心地疼。

　　在工作的过程中，武汉鼎感觉到，现行的兽医站体制对国家、集体、农民都不利，必须进行改革。“那个时候，农民怕牲畜得病；兽医盼牲畜得病；国家要求防病。三者利益互相矛盾。”武汉鼎说。

　　为了进行改革，他连续3次给国务院写信，提议实行合作保畜制度。后来，中央信访办公室特地给他回信：你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要，有待于你在生产实践中研究解决。

　　不久，武汉鼎便在盆地青乡率先试行起了“以畜收费，实行防疫、劁割、治疗三包”的合作保畜制度。“一只羊一年收5毛钱，一头大畜一年收1元钱。这样既保证了兽医站的正常运转，防疫工作又能顺利进行，一举两得。”武汉鼎说。这项改革推行后，该乡大小牲畜因病死亡率大幅下降。那个时候，武汉鼎和徒弟们还自种了8亩草药，每年可采集1000多公斤野生草药。他们起早摸黑地从山沟沟里往回背石头，几年下来，兽医站建起了19间石窑洞和13间房子，有了门诊室、制药室、大畜配种室、会议室、宿舍，并且能自种、自采、自制60%的药品。以前那个受体制束缚兽医站成了远近闻名的综合兽医站。

　　兽医站改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武汉鼎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时，每年县里的三干会上，人们都会提很多反对意见。

　　不过，实践证明武汉鼎的改革是对的，他摘掉了兽医头上“一切围钱转”的紧箍咒。他曾3次参加全国兽医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做典型发言。他的改革经验在全区得到广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