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75岁了，从1962年第一次进藏到1996年退休，我整整在西藏工作了34年。尽管我已在十多年前就回到河北老家安度晚年了，但我一直牵挂着西藏、关心着西藏、关注着西藏的发展与进步。

　　虽然我是汉族人，但我是不折不扣的西藏干部，我一直把西藏作为自己的第二家乡，认为自己是西藏人。每每回想起我进藏之初的情景，想起我与西藏广大农牧民们在一起的往事，我总是感慨：“只有共产党，才真心为西藏的百姓谋幸福！”

　　支援西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上世纪50年代，我在内地的商业部门工作。1958年，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的5所财经学院之一，河北财经学院(后来的天津财经学院)成立了，我幸运地成为了该校的一名调干生。经过4年的学习培训，我毕业了。

　　当时，按照中央批示精神，河北有上千名调干生要支持西藏、新疆、黑龙江等地的建设。听说学院有两个支援西藏的名额，时间是3年至6年，我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西藏最艰苦的地方去！”

　　学院领导告诉我，我已被分配进了商业部，要我认真考虑一下，西藏可是一个特别艰苦的地方。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正是干一番事业的大好年龄，于是，没有和家里人商量，我决定去西藏！

　　学院领导最后批准了我去西藏的请求，我特别高兴，心想：我终于可以到西藏大展宏图了！

　　去往西藏的路是艰苦的，我们坐火车，转汽车，一路风餐露宿，有时连口凉水也喝不上。好不容易到了运输站点休息一下，也只能打地铺。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吃的，只好弄点雪化成水后喝一下。好在那时候年轻，即使艰苦也没觉得有什么受不了的。到了唐古拉山，天气非常恶劣，我出现了高原反应，这才感觉到西藏真是天下最艰苦的地方。

　　到达拉萨后，我立即到组织部门报了到，他们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想去哪里？有什么要求？我没提任何要求，只说，听从组织分配！

　　我在八角街的招待所休息了两天，慢慢地有些习惯了高原气候，并且很高兴吃上了萝卜、白菜，偶尔还有些羊肉、虾皮什么的。但是，饮食上还是有些不习惯，因为这里的米饭是夹生的，馒头也软软的，吃起来很粘。

　　第三天，组织部门决定派我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商业管理处(西藏自治区商业厅前身)财会科。心急的我一刻也没耽误，让一位西藏的老同志带我去。我们刚到那里不久，就有一位同志赶着马车急匆匆地进来说：“人没接到。”大家都笑了，说：“这不，人没接就已经来了！”

　　搞好供给，满足各族群众的供给

　　那时，西藏正处于民主改革的给后期，各县市区的商业流通部门还没有完全建立。当时的西藏，除了一个皮革厂、一个农机具修配厂和一个电厂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各种生产、生活用品都要靠内地供给，这样，商业就显得格外重要。那时，商业管理处的主要工作就是搞好供给，满足各族群众的供应成为了我们的首要任务。

　　当时，由于西藏非常缺少商业干部，尤其缺少熟悉基层工作的干部，我后来被调到业务部门搞供应。那时，全国实行的都是供给制度，中央规定，各地各项物资都要保证一年到一年半的供给量，边远地区要保证两年的供给量。我记得，当时西藏的粮食库存要保证6万吨，茶叶库存要不少于两万担。

　　除了要保障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还要保证民族商品的供应，所以我们的工作任务很重，也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很重。

　　那时，从自治区负责同志，到各地市、各县区的同志，都非常注意各地的商业情况，关注各族百姓的生活物资供应，哪怕是百姓们没有辣椒吃了，农民们买不到手电筒了，牧民们没有鼻烟抽了，都会及时反映给商业部门，我们就要及时想办法解决。我记得，当时亚东县的百姓不喜欢吃白糖，只喜欢吃糖精，我们就在每年的计划中注明：为亚东县准备20公斤糖精；为了弄到干辣椒，我接连跑了好几个省市才联系到。

　　当时，全国各地都非常支持西藏，每次到内地搞物资和计划，各地都会“大开绿灯”，比如说，为了生产10万个藏族服装上的铜扣子，四川的厂家加班加点地生产；北京、上海和四川等好几个地方都专门为西藏生产过藏式腰带；为了确保农牧民的1万公斤烟叶，我专门请老熟人帮忙调度。商业部也是全力支持西藏，有一次为了弄到生产用的铁锹，商业部专门出面，帮助联系、安排。

　　上世纪60年代，为了保障西藏商品的供给，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地都设有专门的采购站，各采购站都有专门的采购员。除了计划内的商品外，我们还要确保计划外的商品供应，尤其是一些民族商品的供应，更要安排好。

　　即使有了充足的供应商品，我们有时还要为商品流通而犯愁。当时受交通环境的影响，商品流通如何保障也成为当时的一大难题。西藏当时不通铁路，公路运输也要辗转多次，一批物资从内地运到西藏，少则十几天，多则两三个月，许多商品的损耗非常大。像茶叶，经过几十天的运输，有时会损耗1/10；还有整捆的棉布，不仅包装破了，棉布也会严重破损。

　　最麻烦的，恐怕是为不通公路的墨脱县供应物资了。每年我们都会为这事发愁，用汽车把物资运到能到达的地方后，只好用牦牛驮。我们用帆布做成大口袋，每头牦牛驮两袋四五十公斤的东西，一步一步地往墨脱运。有时，遇到不好的路时，甚至还要人背肩扛。那种艰难，现在想想都让人发怵。

　　那些年，我跑遍了西藏的所有县区，当时我的高原反应非常厉害。不过，每当看到农民高兴地跑来买茶叶、盐、糖和辣椒，看到牧民高兴地领到粮食、买到手电筒、鼻烟甚至铜扣子，我都会打心眼儿里高兴。

　　我曾听藏族老阿妈讲过，昔日的三大领主从不过问百姓的生活，有些农奴主哪怕把泡过的茶根喂牲畜，也不让农奴喝。我想，只有共产党，才能为西藏农牧区的百姓考虑得这么周到！淳朴的农牧民们不会说太多感谢的话，但他们反复说着“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的时候，我分明能感受到那种感谢是发自内心的。(讲述者：褚扩 西藏自治区商业厅原厅长 采访者：记者孙文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