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的陈独秀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这份杂志因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上海青年》刊名有雷同之处，故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由于《新青年》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被束缚于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因而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点燃了至今不灭的思想解放的火炬，陈独秀也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然而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这一天，陈独秀并未出现在集会现场。直到5月7日下午，他才写信给远在上海的胡适报告当时的情况：“四号下午，京中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馆；适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饱打，幸亏有一日本人竭力保护，送在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确定。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惩办被捕的学生30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22人)，整理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陈独秀书信集》第243至244页，新华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信中所说的“大学”系指“北京大学”，“周报”指《每周评论》，“两个日报”疑指“《晨报》与《国民公报》。

　　6月8日，陈独秀又在《每周评论》第25号报道了6月3日北京千余名学生举行露天讲演惨遭镇压的情况：“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以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因为学生团又在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日，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期间最为轰动的表现是起草并亲自散发了著名的《告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保障市民集会言论自由等“最后最低之要求”。6月11日夜，陈独秀在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向游客抛撒传单时，当即被北京警察厅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密探逮捕。消息传出，全国舆论沸腾。各社会团体、名流、学者、青年学生纷纷通电发函营救。革命青年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指出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今日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而“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陈君为这两样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但是，“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文章结尾写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谓也，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表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