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周年临近，我所在的报社派了数名记者前往震区，重走灾区。我相信，全国各地报纸电台电视台都会纷纷派记者进入灾区。这几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天天有灾区相关的报道。估计“5·12”当天，还会有大型的纪念活动“与观众见面”。

       这是必要的，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都想知道一年后的地震灾区怎么样了？灾民的居住安定了吗？生活有保障吗？妻离子散之后重组家庭了吗？他们的心理阴云还有多浓重？他们对未来有何期许？

       就算是一个曾经在一年前慷慨解囊的捐助者，倒不是要关注自己捐的钱是不是打了水漂，总还是有一丝的挂念。周年的祭祀，在中国有别样的沉重。

       然而，据四川那边的朋友说，地震周年之际，来这里的不仅仅是媒体的记者，还有大批游人、闲人开着车蜂拥而至，他们游走在灾区，在喧哗声中与灾区的人留影纪念，脸上写着捉磨不定的表情。

       当然，我不是反对人们去地震灾区旅游，旅游是好事，一可剌激消费拉动内需，二可给灾区人民带来旅游收入，一举两得，多多益善。

 
       当然，我也不觉得周年之际进入灾区的人就是为了去旅游，也有真心去祭奠的，为逝去的同胞送上一束花，甚至也不排除要去考查并反思的。我只是有一点看似多余的担忧罢了，担忧灾难、灾区的悲情在这些特别的日子变成一种被消费的东西。

       当记者一定要把受灾者采访得哽咽啜泣，当外来者一定要看到受灾者呈现和讲述他们的悲伤。总之，只有受灾者一次次当众“演示”自己的痛苦，我们才得到了对悲情的消费的满足感，觉得一场地震没有白白发生过，进入灾区不是白来，而是收获了沉甸甸的东西，那就很不厚道了。
       当我们对灾难止于消费悲情，我们除了揭人伤疤，掬一把同情的眼泪，还能做什么？

　　我想，在受灾者中肯定有不满足了悲情表演的，也一定有想要表达别样的情绪的，比如愤怒，比如控诉，比如疑惑，比如绝望。这些，记者们能够帮他们表达出来吗？游人能够理并帮忙解奔走呼号吗？到底是你们要用自己的爱心去给予他们以慰藉，还是你们要从他们的悲情中获得慰藉？

       有人或许以为我在说，不要去打扰受灾者的安宁，不是，我是要说，受难者要想获得安宁，不是一次次地表演悲情就可以安宁，因为眼泪流尽还有血，而是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亏欠的时候，他们能减少他们对于自己活着或是逝去的亲人亏欠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安宁。如若我们亏欠他们太多，他们自觉亏欠了亲人太多，我们不去打扰他们的安宁，他们也不会安宁，他们表面的“安宁”隐藏着不安或愤懑。

       我们没有亏欠他们吗？有的，那就是在天灾之中我们承担了人祸的责任没有？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将调查的事实真相告诉他们，包括死亡、失踪、伤残人数？做到这些，生者会得到安宁，逝者会得到安息。对生命的态度决定着一个社会文明的高度。因此，对灾难最好的纪念不是消费悲情，而是反思，我们对地震灾区的关注不应该止于周年的纪念日，而是持续的关注。

       我们能不能对事情负责，要看如火的热情燃尽之后，我们的行动是不是仍然在踏踏实实地坚持。灾区不需要一阵风地来，一阵风地走的热情，就像快餐的消费，匆忙地扒几口，然后一扔盒子走人，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受难者独自承受。这是另一种灾难，是废墟上随便拉撒的灾难。

       让生者好好的活着，尤其是让那些受灾者活得好好的，是对逝者最好的悼念，为此，不要在灾难上叠加灾难，不要在伤口上消费悲情，好吗？（廖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