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环节

　　关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在山西的南部地区，认为垣曲商城即文献记载“汤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仅有比较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陶器与青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封唐后，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期间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晋献公时，晋的疆土从黄河北岸扩展到了南岸，并达到了黄河以西的地方。晋文公时，国力空前强盛，晋国联合秦、齐、宋几国，出兵车七百乘，在城濮之地大败楚军，晋国成为中原霸主。“侯马盟书”的出土，是晋国国力强盛的见证。1988年太原发现的晋国赵卿墓中，出土了一件直径和高度都在一米开外的大镬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春秋鼎。镬鼎的问世表现了晋国当时是生产力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盛的诸侯大国。曲沃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发掘，对于西周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晋侯墓地，1980——1990年进行了7次大规模发掘，发掘出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墓主分别是晋侯燮父、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晋靖侯、晋喜侯、晋献侯、晋穆侯和晋文侯，时间为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年。晋侯墓葬群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分量最重，青铜礼器的组合不仅反映了西周时期宗室制度的一些共性，也表现出晋国青铜文化的鲜明个性。

　　山西是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区之一，晋国是最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家。20世纪50年代，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国在西周时期出现了铁器，然而，近30年的考古发现证明，我国最迟在商朝晚期即公元前14世纪时已经有了铁器。灵石县旌介村附近的商墓中，出土了一件满身铁锈的青铜钺，专家们认定这是最早的人工冶铁的遗存物。春秋时期，晋国使用铁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像常用的铲、刀、镢、斧、镰、锄、犁等工具农具，均为铁制品。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家都出自山西，并且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氏，尽分其地。半个世纪后，周威烈王不得不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公元前376年，韩、赵、魏灭晋而三分其地，晋国历史终结。代表新兴政治势力的韩、赵、魏三国，在三晋大地上演了李悝变法、魏文侯改革、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正剧。

　　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

　　山西的称谓几经变化。秦时为郡县制，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代郡。汉时基本沿袭秦朝郡县制度，属并州刺史部。唐朝为河东道，宋朝为河东路及西京道，元设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则为山西省。在这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内容不断扩展，影响不断提高。

　　从某种角度看，山西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地带。上古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而称华夏，与其毗邻或是错杂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视为戎狄蛮夷。随着华夏各国的日益强大，西戎为秦所灭，赤狄、白狄为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军事上的征服，强制性地使戎狄蛮夷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逐渐地融合于华夏族。春秋后期，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渐渐地消失了。汉初以来，匈奴的统治向南延伸到河套地区以至于今天的晋北、陕北一带，由匈奴冒顿单于亲自统领的中部，不时入侵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等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出山西籍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领大军抗击匈奴，以后汉朝实行和亲、通商的安抚政策，鼓励匈奴人到山西北部和其他地区定居，民族矛盾渐趋缓和。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征战讨伐互有进退。事实上，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往往占有主导地位。历史上的山西曾有多个民族建立过政权，如两晋时的汉和赵国是匈奴人的政权，北魏的拓跋氏政权为鲜卑人所建，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就是沙陀等少数民族在山西地区壮大后，才拓展势力取得政权的。此后的千余年间，山西始终发挥了民族大融炉的作用，谱写出民族大融合的辉煌篇章。

　　山西是人文荟萃英雄辈出的文明地域。并州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唐时以太原为“北京”，建成了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大都会。女皇武则天，“汾阳王”郭子仪，名相能臣狄仁杰、裴度，“门神”尉迟恭，战将薛仁贵，“文中子”王通，一代文宗柳宗元，初唐四杰王勃，斗酒学士王绩，田园诗派领袖王维，七绝圣手王昌龄，边塞诗人王翰，晋阳诗才王之涣，江州司马白居易，大历才子卢纶，花间派鼻祖温庭筠，一个个黄河之东、太行之西的儿女，光耀九州，彪炳青史。

　　元杂剧是正规中国戏曲的开始，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故地。山西戏曲在宋金时期日臻繁荣，杂剧演出遍及城乡。稷山、侯马、新绛等地发现的一批宋金砖墓中，出土了大量戏剧舞台和模型，用实物证明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源泉活水。山西现存的古戏台2888座，居全国之冠，其中的8座元代戏台和广胜寺元代戏剧壁画为全国仅存的元代戏台和元代戏剧壁画，反映出戏曲在山西的繁荣兴旺。元杂剧前期的中心就在晋南一带，晋南元杂剧不仅表演活跃，而且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剧作家和代表剧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戏曲的程式化和官方化。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郑光祖，除了马氏，余者都是山西籍人士，他们在元杂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山西戏曲向全国发展的同时，山西本地的戏曲也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明清时期，经济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都能雄踞一方；晋商依托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关隘重镇和商埠都会，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晋商的贸易活动，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清晋商把山西人经商的历史、经商的智慧、经商的艺术推向了极致，晋商的魄力之大、足迹之远、财富之巨让世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历史事实。

　　中国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响力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文治武功。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两至晋地，在太原和上党留下了足迹。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武帝刘彻，曾率领群臣到河东郡祭祀后土，写下为人传颂的《秋风辞》。少时被誉为“太原公子”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时曾到河东盐池巡视，这位千古明君留下河东盐池是国家和军队经济保障的思想。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东征高丽，班师回朝时，驻留太原三月之久，题写了颇得王羲之书法神韵的《晋祠之铭并序》碑。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而军事上的统一并未完成。宋太祖赵匡胤生前两伐北汉，亲临太原，征发民夫，筑城修桥，火攻水灌，未能如愿。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率军出击北汉，才把十国时期的最后一国征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后，多少帝王将相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活动大大丰富了山西的文化历史。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山西是这个古文明国度中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已经成为国保的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今天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