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槐乡一线天下重
明代初年，朱明王朝大规模地从山西洪洞向各地移民，其直接目的当然是增加赋税，充实国力，但客观上远不止于此。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提高了生产力
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经过几十年的移民活动，全国人口普遍增加了，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根据官方的统计，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有1065.43万户，5987.33万人。永乐元年(1403年)有1141.58万户。6659.83万人。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到永乐元年(1403年)，仅仅过了22年，全国就增加了76.05万户，672.50万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时，全国统计的人口是6054.58万人，这个人口数比元代的极盛时期，元世祖大统一时代的5365万人，约增加700万人。当时不仅全国人口普遍增加，而且各地区的人口逐渐趋于平衡。例如，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到万历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山西省的人口除大批迁出外，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的缘故，约增加了20%的人口；河北省的人口由于大批地迁入，再加上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长，共增加了两倍。洪武二十六年，河北省人口比山西省少315.98万人，到了万历六年，河北省人口比山西省只少2.57万人，可以说基本上接近了。而这时全国除边远省份外，内陆各省如浙江、江西、山东、河南等，人口都在500万以上，湖广、陕西400万以上，四川300万以上，人口数量大体上趋于平衡。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明代，人口增加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大批少地和无地的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得到满足。再加上国家有意扶持、奖励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垦荒种地的积极性。河北省宛平县召城里弓齐通，从山西灵石迁来，短短几年就开垦“荒地三百亩”；藁城张大名，从山西代州迁来，带着儿子张满、张记，没过几年，也“垦田千余亩”。从全国的情况看，据《明实录》的统计，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耕地面积不过180多万顷，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增加到366万余顷；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增加到387万余顷。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各种农作物的产量也大大提高。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后军都督府报告说：彰德、广平、大名等地移民598户，计收谷、粟、麦300余石，棉花183万余斤。二十八年(1395年)又报告说，彰德等四府，屯田38l顷，屯租233万余石，棉花502万余斤。又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征收赋税的米、麦、豆、谷达3270多万石，比元代每年征收的121l万石增加了近两倍。而且，由于赋税收人的增加致使许多府、州、县升格。如元末残破、凄凉不堪，被新任知府截下一个城角作府城的扬州，也在洪武八年(1375年)，以每年十几万石的税收，由下等府升到了中等府。
巩固了边防线
明朝初年，虽然蒙古统治者的残余势力被赶到荒凉的沙漠中，但明朝的边防线并不是巩固和太平的。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循漠北，可他仍保有相当大的实力。其“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并经常派兵南下骚扰，以图卷土重来。后来，蒙古贵族又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更是不断侵扰明帝国的边境。为抵抗蒙古残余势力的侵袭，明政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除沿边防线从东至西设立了9个边防重镇外，还得不断地出兵北伐蒙古，从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永乐年间，明成祖北征，其中一次就用骡子34万匹，兵车17.75万余辆，民夫23万余人，运输粮食37万多石。
屯田戍边，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防守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以汉武帝屯田戍边，防备匈奴为最典范。明初，由于兵祸灾疫，土地荒芜，国力匮乏，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屯田戍边”的主张。喜欢自诩为汉高祖刘邦的朱元璋，早就欣赏汉代的屯田戍边政策，他说：“屯田以守要害，北驭夷狄之长策”。并常常用赵国李牧、汉初赵充国屯田戍边的事例教育群臣。不久他就下令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到山西布政司，宣传募民军屯的事情。从前文所述明初山西的17次移民中，有两次是到边疆屯垦戍边的。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等到山西募民从军，屯田于大同、东胜，建立了16卫。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又征调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到塞北筑城屯田。
应当说，明初的屯田戍边办得很不错。老百姓应募军屯，叫做军户。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平时屯田自给，战时从军打仗。由于所产粮食既充军粮，又当官饷，所以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据统计，明洪武年间全国军队180万人，按当时规定的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那么就会有120万军士参加屯田。大约共垦荒89万余顷。所缴税粮数目也不小，据史书记载，最多的一年是永乐元年(1403年)，收粮达2345万斤，占到当年国家所征税粮的43%，可见当时屯田戍边的成绩之大。难怪朱元璋拍着胸膛夸下海口：“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至于对蒙古残余势力的抵御，屯田戍边的作用就更明显了。洪武年间，朱元璋沿边设关，分地屯守，并经常派兵出击，大破元兵，收到了“漠北扫平”的效果。永乐年间，朱棣严守边防，屯田自固，“峻坦深壕，烽堆相接”，并四次亲征鞑靼，从而消除了边患。然而永乐之后，放松了屯田戍边，边防就松弛下来，以至发生了“土木之变”。永乐皇帝朱棣死后仅仅25年，即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就在河北怀来的“土木堡”，被蒙古族的瓦刺俘获。当瓦刺军押着明英宗攻至北京城下的时候，著名的民族英雄、兵部尚书于谦，率领京师军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京师保卫战。虽然，这位民族英雄后来被复辟的明英宗杀害了，但他却留下一首万古不朽的诗篇《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促进了科技融合
随着洪洞移民后裔走向全国各地，使地域之间的联系加强，从而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交往，促进了各地的科技融合。移民到了新地区后，必然带来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从而优化出一些新的科技成果。例如，河北省万历年间的《广宗县志》记载，广宗县的老百姓有十分之七是从山西迁去的，故：“晋唐遗风”，这就是“男力稼穑，女勤织纺”。山西是周代“叔虞封唐”的地方，当地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随洪洞移民流传到河北。而河北宣化地区的科技融合就更明显了，由于当地为边疆重镇，为明代九个边城重地之一，所以此处全国各地移民都有。于是，这里的“土木工自山西来，巾帽工自江西来”；而其他匠人由外地迁来的就更多。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各有一技之长，他们互相切磋，工艺大有改进。
表现在科技融合方面的还有一个试种水稻的故事。现在的人们津津乐道天津的“小站大米”，可是明代初年河北北部根本不种水稻，天津周围茫茫碱地更不能种粮食。后来有一个外地迁来的移民，提出开沟引水洗碱种稻的建议，于是当地官府召集新来的移民屯田种稻，结果‘一亩产稻四五石。后来又扩大垦荒规模，得地18万余亩，招流民3000户，派士兵2000人一起屯种。通过兴修水利，洗碱种稻，使当地的粮食品种增加，产量也不断提高。
除了移民们自发地交流生产技术外，明代各级政府还大力组织百姓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据明代人召坤著《实政录》记载，当时山西省榆次、太原等地的民间纺织风气很盛，省府就组织了十几名教官，培训全省的木匠，教他们制造纺车、织布机。又传令各县衙门，督促乡官们把无事的妇女造册报官。然后用官库的银子买下棉花，每家发放一斤，掌印官按簿登记，督促妇女们学习纺织。同时还制定了赏罚措施。于是，一年之间，有上千家学会纺织。不到两年，全省妇女纺纱织布蔚然成风。
扩大了文化交流
明初中原等地的移民，既有来自山西洪洞的，也有来自江淮一带的，还有“山后沙漠”的。这些地方除“山后沙漠”外，都有较高的文化造诣，山西金元以来即为戏曲之乡，而江淮自宋代以来就文化繁荣。随着移民们的杂处同居，文化交流自然而然地就扩大了。当时，南方的秧歌传到了北方。秧歌又叫插秧歌，原来产生于盛产水稻的淮河两岸，是民间插秧季节、喜庆丰收或男女欢恋时的一种歌舞形式。随着移民的流动，秧歌也流传到北方，特别是山西的晋中、晋南一带。山西至今仍有太原秧歌、河东秧歌、武乡秧歌、临县秧歌、沁源秧歌、祁太秧歌，等等。每到节庆时候，群众就闹起秧歌来。其节目有《王小赶脚》、《绣花衫》、《小姑贤》等等。形式短小精悍，充满生活情趣，群众又称其为“耍耍戏”。
东北的“蹦蹦戏”也传到了关内。山西、河北早年有一种歌舞叫“落子”，即“莲花落”，开始是几个人手持一尺多长的“霸王鞭”，缀以几枚铜钱，或摇着“莲花落”，即用绳子连在一起的七个竹板，边舞边唱，煞是有趣。而东北的“蹦蹦戏”，又称“奉天落子”，曲调活泼自然，擅长表现生活。这两种歌舞活动，音调相近，形式相似，在移民们的传播下，结合成当前的一种剧种——评剧。近年来，河北省评剧团演出的《杨三姐告状》，以电影艺术传播到全国，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令人惊奇的是，洪洞移民竟把晋南的戏剧传播到江苏徐州。明末清初，黄河两岸的蒲州和同州，产生了一种新的戏曲叫山陕梆子，又称“乱弹”或“桄桄子”。元末明初这个剧种的雏形，就由洪洞移民传播到江淮流域，江苏徐州盛行的梆子戏即由此而来。时人于道钦写了一本《江苏梆子戏概述》，谈到江苏“丰县蒋门、蒋花架子(艺名)约生于乾隆十年，系由洪洞县迁来，居住蒋家楼，会戏300余出。他还精通音乐，自备衣箱、乐器，教授过众徒弟”。以后蒋花架子的徒子徒孙们，如李科、蒋狗皮领子、许钱为、黄景坤等，又在江苏、安徽办科班收徒弟。仅丰县1-00年来，就办了100多个科班，培养出演员2000余人，鼓手、乐师1000人。江苏梆子和蒲州梆子不仅在乐器、唱腔、伴奏方法上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且许多剧目都是一样的，如《反徐州》、《破洪州》、《杀狗》、《小姑贤》、《薛刚反唐》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