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和法制因素是优良政体的基础

　　记者：橄榄型社会比较稳定，具有法治和中产阶级的民主，其民主的品质比较高。中产阶级和法制因素对于民主社会的建设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张维为：这是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论述优良政体时提出的一个观点，对我们今天建设优质民主也具有参考意义。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优良政体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中产阶级占多数，二是法治的确立。他的理由很有意思，他说中产阶级比较倾向稳定，不会像穷人那样容易图谋他人的财物，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容易引来别人的觊觎，所以中产阶级是优良政体的基础。他还强调法治的意义，认为一个城邦只有能够维持法律权威时,才能说明它已建立了优良的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民选领导人，没有法治的规范，就会成为独裁和暴君。

　　从世界的经验来看也确实是这样，没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香港就是一个例子，而光有一人一票，没有真正的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主的品质一定不佳，甚至低劣。以肯尼亚为例，2007年底的总统大选出现争议后，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来裁决，又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来支撑社会的稳定，于是不同的派别和部落就开始了厮杀，还造成许多农民流离失所，错过了耕种季节，加上干旱，今年就开始闹大饥荒，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挨饿。肯尼亚很长时间内都是非洲一个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如今一落千丈，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从世界民主的发展过程来看，发展中国家建设民主的最佳切入点，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不断壮大中产阶层、并推动法治建设。西方自己的一人一票也是在这些条件形成之后才开始的。

　　政党制与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记者：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比较分析，发现多党制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许是政治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但对于发展中国来说，采取多党制会带来很多麻烦，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您怎么看政党制度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张维为：我把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希望到失望的国家，如菲律宾、泰国、蒙古、巴基斯坦、孟加拉、马达加斯加、黎巴嫩等；另一类是从希望到绝望的国家，如海地、肯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等。纵观整个第三世界，我找不到一个能够通过西方政治模式而能够有效地消除腐败并实现现代化的例子，而采用西方政治模式导致了动乱甚至内战的例子举不胜举。

　　西方多党制强化了部落冲突，导致分裂、杀戮  

　　出现这样的结局有诸多原因，比方说，西方实行多党制的前提是他们已经大都形成了“民族国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原因都不是“民族国家”，非洲大部分国家至今甚至还是部落国家，即人民对自己部落的认同普遍高于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而多党制的直接结果就是强化了部落冲突、导致族群更大的分裂，甚至杀戮。

　　西方多党制是社会多元利益博弈的结果

　　西方多党制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社会存有多元的利益，这些利益应该通过不同的政党来代表，然后互相竞争和博弈。这种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斗争的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率极低，因为这种模式所需要的法治传统、游戏规则、庞大的中产阶级、比较宽容的政治文化等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基本不存在，所以这种斗争哲学带来的更可能是社会分裂和冲突。中国文化强调不同利益的和谐、融合、共生，我看这些理念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盲目采用西方制度，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结果后患无穷，整个社会都可能陷入永无休止的党争和内耗，而西方一定只支持他亲睐的那个党，只要这个党不上台，你就不是民主国家。这种干预将导致你的国家永无安宁之日，现代化事业化为乌有。

　　中国自然形成的共识文化是好民主的基础

　　在民主建设的问题上，中国一定要超越西方的僵化思维。我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曾这样说，“一般认为，中国属于社会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社会，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长处。一个容易形成共识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没有必要为了所谓‘民主’，去人为地强化对立。自然形成的共识文化是非常宝贵的政治资源，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协商民主的道路，对中国更有意义。那种认为搞民主就要学美国，就要搞党派对立，就要为反对而反对，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够形成共识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够形成共识的社会是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