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应从自己传统中衍生而来

　　记者：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基于自己的特定国情。在您看来，中国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合理性在哪里？

　　张维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只有当它符合这个国家的民情和国情，才可能正常运作，才能持续，才会有生命力，才会为最大多数的老百姓所接受。中国是一个连绵五千年的文明，怎么可能想象任何一种制度没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你不想有也要有。没有中国特色的任何东西都很难在中国扎根或生存。当然我们不是以中国特色来拒绝别人好的东西，而是以中国特色来吸收和消化别人好的东西，使别人好的东西最终也溶为我们自己体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18世纪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观点对我们有启示，他始终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象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到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认为英国的体制改革必须是“有保留的改革”。法国为其理想主义模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过170多年的跌宕起伏，其政治制度才回归现实，稳定下来。

　　中国模式给解决世界难题带来了新思路和范式

　　记者：张教授，您觉得中国模式是否带来了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您能否进一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新的思路、范式包含哪些内容？

　　张维为：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了许多新的思路，因为我们比较好地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比方说，发展中国家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冲击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国模式对此都作了肯定的答复。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不久前，我在布鲁塞尔与欧洲学者讨论中国与欧洲在如何帮助非洲问题上的理念差别。我说，欧洲把重点放在“民主化”、“促进人权”等问题上，这个方法在非洲行不通，如果我是欧盟，我会从中国的理念出发，先了解非洲多数老百姓最关心什么问题，根据我对非洲的了解，应该首先帮助非洲发展农业，解决吃饭问题，这本身就是促进人权，如果还有余力，就应该帮助非洲推动计划生育，非洲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经济增长，人民怎么可能富裕起来？今后10年内，如果欧盟能帮助非洲做好这两项工作，已经是功德非常圆满了。我还说，如果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50-70年的专心致志的发展，那么非洲的现代化至少需要100年到150年专心致志的发展，但是西方民主化带来的是持续不断的动荡，每4-5年就折腾一次，非洲怎么发展得起来？民主化本身也一定要从非洲的实际出发，欧洲的民主模式在非洲行不通。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中国模式给解决世界难题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和范式，如果还是以非洲为例，我可以坦率地讲，欧洲模式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我对欧洲人也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