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公有制为主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胡敏谦
所有制改革问题,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促进我国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体制基础。
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进行了不懈探索,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既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关键是要有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租赁、承包等都可以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过分强调单一公有制结构,排斥、限制非公有制经济,不符合我国国情实际,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重新认识和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转变,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反映了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法则。要看到,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就业以及增加收入、改善生活问题,光靠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是难以做到的。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绝不是权宜之计,必须长期坚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仅不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而且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经济蓬勃发展的制度保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有所变化。有人担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
实际上,这些年来,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所有制改革,不仅没有削弱公有制经济的总体实力,而且使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加巩固,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大幅度提高,国有经济牢牢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改革开放初期，公有制经济占全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在99%以上，2007年这一比例降到60%左右，但活力更加充沛。2007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占7.2%，其工业总产值占40%；集体企业数占3.9%，其工业产值占1.2%；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数占36.7%，其工业总产值占46.3%。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继续得到巩固和加强，特别是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公有制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2007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公有制企业资产所占比重达71%，公有制经济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冶金、建材和机械制造方面等。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已经成长为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国进民也进”、“国强民也富”的生动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现。2007年末，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至40%；非公有制经济上交税收占全区税收总额的比重达26.7%。同时，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扩大社会就业，特别是吸纳城镇下岗人员和农民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2007年末全区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176.5万人。可以说,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使我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我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使我们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轨道。2002年以来，我区GDP增速连续7年保持全国第一。实践证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于我们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者系内蒙古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级统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