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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日期: 2009-08-20 来源: 新华网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从中央到县级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是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

图片说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资料照片)。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与会人员“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在肯定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原因,指出“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毛泽东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周恩来、邓小平也分别讲话,代表国务院、中央书记处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统一全党思想、推动全面调整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在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于2月和5月相继召开西楼会议、五月会议,进一步正视和分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刘少奇指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提出了克服困难的主张。周恩来将陈云的意见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在认识比较统一的基础上,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的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值得一提的是,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广大职工、干部、城镇居民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舍小家、为大家”,表现了很高的觉悟,使这一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周恩来曾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

  从1961年起,安徽等地探索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受到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及邓子恢等表示支持这种做法。邓小平形象地予以肯定:不管是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同经济调整相配合,党对社会政治关系、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教育文化政策也作了进一步调整。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还检查纠正了在统战和民族工作中的错误。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的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调整工作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为进一步扭转局面,中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调整。在调整中,还进行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和进行两种劳动制度、教育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到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图片说明:1962年:“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1962年2月,毛泽东(右二)、刘少奇(右三)、周恩来(左二)、朱德(左一)、陈云(左三)、邓小平(右一)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

编辑: 李中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