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同龄人的故事

　　1950年，朱之龙出生在北京城。18岁那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随着上山下乡的队伍来到了“小小的”临河。从那以后，他成了一名临河人。如今，他已经60岁了，在临河生活了42年。他说，临河成为盟政府所在地后，才开始慢慢建设起来。改革开放以后，临河建设的步伐大大加快了。目前，临河简直大变样了。随着临河的变化，他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

　　没挨饿却吃不饱

“我小的时候，北京城不大。那时候，北京城以二环路为界，二环路建起高高的城墙，墙里面是北京城，墙外是农村。”说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朱之龙仍记忆犹新，“那时候，北京城的人靠粮票生活，人们把粮票看得很重。城里根据每户人家的人口数量和年龄发放粮票、布票、油票等，除了没有菜票(很少能吃到菜)，其它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买。特别是到了1960年，母亲定量做饭。所以，我们虽然有吃的，挨不了饿，却吃不饱。”

　　“十来岁的时候，我和小朋友们最爱到城外玩，城外可以抓到蛐蛐、蝈蝈。其实，我们出城也不全是为了玩，主要是因为城外的田地里种着蔬菜。我们在家吃不饱，到外面抓蛐蛐、蝈蝈的时候，瞅空儿就摘些西红柿、萝卜充饥。说不好听点，那是‘偷’吃。”朱之龙笑着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朱之龙正读初二。那年，全城的学校停课，之后断断续续再开课、再停课。他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再没有到学校学习。

　　插队落户到临河

1968年，毛主席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朱之龙就带着妹妹，到内蒙古临河插队落户了。他回忆道：“那年9月16号凌晨，我们800人坐着火车专列来到临河。一下火车，我们看到的是只有小礼堂那么大的火车站。接着，我们坐着接我们的大马车去招待所。印象中，那时的临河县城就和北京的一个公社一样大。我们摸黑走在一条土路上(现在的胜利路)，路两边都是黑漆漆的庄稼地，连个房子都看不到，一直走到现在的解放街，才看到几座房子。临河招待所就在现在的临河公安局那一带，我们在那里休息到天亮。800名下乡知青中，包括我和妹妹在内的22人被分到临河八一公社丰收5队(现八一办事处)。当公社的马车接我们的时候，我才注意到，除了招待所的房子是砖房，路上还看到一个食堂是砖房外，其它的房子全是土房。”

　　知识青年下乡，国家给每人700元安置费，发一套棉衣，还给720斤粮食。那个年头，生产队每年才给农民分380斤粮食，所以，国家给知青的粮食够多的了。生产队给知识青年盖了简陋的房子，并派了一个人，给知青做饭。他们22人分为5个组，每天到田里干活儿的时候，留下两个人帮助做饭，整理内务。从那一年开始，朱之龙就在临河扎了根。

　　干得虽多分得少

那会儿，人们过着大集体生活，一起干农活儿，到了年底按工分分钱、分粮食。朱之龙说：“大集体就是不行，因为土地不是个人的，人们只想着干完份内的活儿，挣到工分，根本没人想着怎样把活儿干好。我们每年活儿没少干，但到头来什么也得不到。每年到了快过年的时候，生产队才给我们放一段时间假。1968年，我们只干了3个多月的活儿。每天活儿干得好，可以挣11分、12分，干得差只能挣8、9分，10分算一个工。我刚插队那年，挣一个工给发6角钱，第二年，一个工成了3角钱，到1970年的时候，一个工成了1角5分钱。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经营状况太差了，一年干下来，除了吃饭的钱，人们什么也没有，有的农民还倒欠生产队的钱。1970年，我们吃的是国家的返销粮，最好的是玉米、高粱和红薯干，但我们吃的最多的是豆饼。豆饼是豆子榨完油后做成的大圆饼，我们用刀把豆饼切成薄片儿，放到锅里烘干，用锤子捣碎，再到加工厂加工成粉状，然后掺在玉米面里熬粥喝。”

　　在生产队里，朱之龙干活非常卖力气，像扬场、赶大车等活儿，他干得一点儿也不比农民差。那时候他们冬天也干活，不歇息。他们冬天主要是往田里拉粪，把田里比较高的土堆铲平，用箩筐把土担到低洼的地方。那时，社员们还出外工挖渠，知青没有家口，随叫随到，所以比农民出外工多。出外工有补助，一年干下来，每个知青能领到二三十块钱。那些钱，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每年年底，他们就用那点钱到城里解解馋。“那年头，连自行车都没有，去城里只能借生产队的毛驴车。一大早坐毛驴车到县城，得走3个多小时。到了县城正好中午，几个人花几块钱在食堂吃一顿。记得那会儿过油肉1块多钱一大盘，1块钱可以买9个鸡蛋。吃了饭，我们顺便给家里寄一封信，就得赶紧往回赶。赶回去，天也黑了。”朱之龙回忆说。

　　招工进城当工人

　　1971年，城里大招工，生产队推荐朱之龙去工厂，因为在知青中，属他干活儿最实在、细心、卖力气。但由于他家家庭成分不好(他父亲曾是国民党管辖内的一个小干部)，工厂都不愿意要他。最后，在生产队的极力推荐下，临河装卸公司才收下了他。他说，装卸公司的工作很苦，但公司能留下他，他就心满意足了。由于他身体瘦弱，刚去公司，他被分配当伙食管理员，一个月挣54块钱。那活儿好干，但干了一年多，工人们大都成家了，不在公司吃饭了，他的活儿也随着‘丢了’，他只好和别人一样当装卸工。“那时候，煤、白灰、水泥、沙子等都是火车运来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两个人一天需要卸一火车皮煤面儿，大概50吨。有时候碰上卸白灰，一出汗，白灰和着水流到脸上，脸都能被烧烂。我干了几个月装卸工后，公司搞技术革新，我被派去干技术活儿。干技术活儿的时候，我琢磨着学会了电焊，设计了一台卸煤车，但由于不很成功，没有被推广。过了不久，公司买回一台跃进车、两台拖拉机，我又开始当修理工。1976年，我成家了，肩上的担子重了，就悄悄在外面包些活儿干(那时候自己不能出去找活干)，挣钱养家。改革开放后，国家才有了‘承包’这个概念。1980年，我承包了公司的修理门市部，开始对外承揽水暖、电气焊、做锅炉等活儿。1996年，我建起了锅炉厂，自己琢磨着设计出了锅炉，还申请了专利。之后，我又开始和环保部门合作，研究并制作环保设备。”他说，多亏了改革开放，实行了承包责任制，他才可以放开手脚，自己琢磨着干活儿，才有了现在的成就。他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现在，他建起了广泽环保节能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自己管理、自己设计。他设计制作的环保设备，全部通过了环保部门的检测，逐渐在各大生产企业推广开来。（王宇(临河)/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