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11日清晨，许多纯真的青年还在熟睡之中，突然像一股阴冷的狂风袭来，被“四人帮”控制利用的广播大喇叭，传出了一个气势汹汹的声音：“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的公开信”，说是“同志”，却借一个小学生的名义，使用了一连串的严厉词句，把这个王亚卓指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同一天《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并加了“编者按”。于是一天时间，这个王亚卓的名字传遍了全中国，并向世界传去。这个王亚卓是谁？是怎样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 　　 　　这个“王亚卓”并非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三个人从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了这样一个名字。三个人一个叫王文尧，天津人，时任团部政治处宣传干事，即“王亚卓”中的“王”；一个叫恩亚立，北京人，时任团部电影放映员，即“王亚卓”中之“亚”；一个叫邢卓，时任团部报道员，即“王亚卓”中之“卓”。三个都是兵团的知识青年。 　　 　　1972年到1973年，在“四人帮”操纵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教育战线出现了一股“反潮流”妖风，先是一个考试交白卷的人被鼓吹为“反潮流”英雄，后来报刊上又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把这个无视“师道尊严”的小学生说成是“教育革命的闯将”，这引起了全国许多人的不满和忧虑。王文尧、恩亚立和邢卓都是其中之一。恩亚立曾在团部中心学校当教师，可是由于“四人帮”对教育战线的干扰破坏，他在学校里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回北京探亲时去看望老师，碰到一个“革命小将”正用下流的语言骂他的老师，他为此难过极了。邢卓爱好文学，上中学时读过许多中外名著，是个喜欢在沉默中思索的人，但他想不明白读书多了怎么就有了罪？知识分子怎么就成了“臭老九”？一天夜晚，在邢卓的宿舍里，邢卓拿出一包从家乡寄来的花生米，两人边吃边聊；正在这时王文尧来找邢卓要一篇稿子，就也坐下来和他们一起聊，话题很自然地扯到了当前“批林批孔”和“反潮流”形势。谁料包花生米的正是发表那个小学生“来信和日记摘抄”的报纸，随着花生米一颗颗被吃掉，那小学生的名字和“日记摘抄”的文字就显露出来。于是就引发他们议论起了当下令人忧心的教育形式，言辞便变得慷慨激烈起来，出于青年人的义愤和责任感，他们产生了一个良好的愿望，要“帮助帮助”这个小学生，邢卓更是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于是三人决定给这个小学生写一封信，“提醒她一下”。并商量好用“王亚卓”这个署名。 　　 　　王文尧和恩亚立走后，夜已深沉，邢卓便执笔写这封信，其中有如下话语：“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和日记……觉得未免迫人太甚”，“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师道尊严’不对，‘学道尊严’也不对”。“我向你提意见，不单是对你个人……现在许多学校里，老师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学生动辄就是大字报，谓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闯将’，其实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 　　 　　王亚卓设身处地地站在教师的立场，说了好多话，最后“强收住笔”。不料就是这一封信，引来了1974年初春的这股政治寒潮。“公开信”广播的第二天，上面组织的专门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就开到十九团团部，在墙上贴出了两条旗帜鲜明的标语：“批判王亚卓右倾思潮”、“王亚卓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急先锋”。2月13日，正在天津和北京休假的王文尧和恩亚立接到“见电速回”的电报后于这天回到内蒙古，在乌拉特前旗车站一下火车，就被等在站口的“专车”接上回到了团部。三人被隔离审查，接受批斗，并要他们交出“后台”。三人短暂的接触中，王文尧说：“我是头子，是后台。”恩亚立说：“你们受我影响，我是后台。”邢卓说：“我是干将，信是我写的。”开始他们并没想到事情有多么严重，可是后来迫于来自上面的压力，工作组对事件无限上纲，批斗会从连队开到团部又开到师部，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同情他们的人也受到牵连，十九团政治处被批为“王亚卓复辟势力的气候和土壤”。也确实有许多人暗中支持和同情他们，悄悄嘱咐他们“不要怕”、“沉住气”。全国各地还有许多人写信寄到十九团团部，对他们表示支持。经过两个多月的隔离审查和批斗，他们一次次地写检查，最后三人都背了处分，王文尧党内警告，恩亚立团内警告，邢卓团内严重警告，都被清出团部，下放在连队接受劳动改造。 　　 　　1977年夏天，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中，“王亚卓事件”得到平反。1978年春天，恩亚立和邢卓分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王文尧则被推选到内蒙古大学上学，后在北京工作；恩亚立后在北京中国书店工作，曾任经理；邢卓在保定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数年教师，后调保定市文联任专业作家，著作颇丰，2009年6月，还在包头市文联主办的《鹿鸣》上发表散文《1974：乌梁素海边的生死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