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新华社记者丁林摄

　　巴西实用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尔西奥·波赫曼：危机发生后经济活动减少，政府采取应急性的反周期措施是有道理的。但一旦经济对这种措施有所反应，刺激需求的机制就应该退出。实际上，中国的刺激性政策已经在调整，其目的是避免通胀风险，并避免与其他经济体关系出现困难。

　　朴信永：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表明中国正采取措施控制流动性过剩问题。但我们相信，今年中国的货币政策不大可能大幅调整至紧缩状态。

　　林毅夫：对中国而言，外需虽有所复苏，但相对比较疲软。为启动内需，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还需要继续保持。但货币政策，尤其是信贷发放，可根据国内经济增长状况以及房地产发展情形作适当调整。

　　日本东京财团政策研究部研究员关山健：如果继续不必要地放松银根，就会面临产生房地产泡沫、通胀和不良债权这些副作用的危险。因此，中国经济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实施放松银根后的“退出策略”。

　　马尔西奥·波赫曼：以前的贸易竞争是在企业之间，而现在更多的是在国家之间。货币汇率是确定一个国家竞争力大小的关键因素，每个国家都有权制定自己认为合适的汇率机制。

　　 阿根廷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豪尔赫·卡斯特罗：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短期内可能会推动全球初级产品价格飙升，使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收入有所增加。但人民币升值很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复苏出现反复，造成实际需求下降，从而引发世界经济再次探底和初级产品价格泡沫破裂，这将是新兴市场国家难以承受的严重后果。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最有利的。

　　比利时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邓肯·弗里曼(傅立门)：贸易失衡问题是目前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关系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但要纠正失衡，让人民币升值只会起到很小的作用，真正需要的是美国和欧洲的转变以及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

　　朴信永：单纯让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改变全球范围内贸易失衡状况，也无法解决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问题。现阶段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尤其是人民币的升值，更大程度上应取决于中国国内经济运行状况。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存在一些长期结构性问题，需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度、继续扩大内需，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或许对中国进行结构性调整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