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不仅对中国的教育、出版行业影响深远，同时是积极倡导并参与世博会的实业家之一。他和近代中国许多有识之士一样，都曾被世博会“刺痛”。

　　张元济对西学兴趣十足，1910年曾远赴西方考察，一连走访了英、美、德、法等十几个国家，并抓住机会参观了当年的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他寄回了大量信件畅谈体会和看法，对中国简陋的展厅陈设、偏僻的展位深表痛心。他认为，中国的参展情况不能与老挝、越南、非洲国家相比，更不及美国、日本，就是连袖珍小国摩纳哥都比不上。

　　对于世博会重要性的问题，张元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认为，世博会不仅是展示的平台，与教育、军事、经济、文化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一方面可以在世博会上展示自己，也可以学习借鉴别人是如何发展的。这些文章对当时中国的一些有变革图强思想的实业家产生了“醍醐灌顶”的影响。

　　回国后，张元济“掌舵”的商务印书馆先后驶向了1915年的美国旧金山世博会、1926年的费城世博会等多届世博会。商务印书馆不仅展示了出版物、制造的打字机，还出版了大量有关世博会的书籍，从中可见张元济当时中国最早认识到世博会重要性的实业家之一。

　　与张元济的经历类似，1933年，身为青岛华新纱厂经理兼青岛工商学会理事长的周志俊参加了芝加哥世博会，并于次年发表了相关著作《芝博琐言》。

　　《芝博琐言》约1.2万字，真实记述了芝加哥世博会盛况，对中国参展情况，周志俊认为中国展品大体是古玩、玉器等传统物品，不足以发扬我国光彩。他说，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但中国馆内却没有一丝一毫与旅游相关的展品和介绍。周志俊进而预言，旅游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必将得到各国重视，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重头戏”，中国如果不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实在可惜。周志俊在70多年前就提出这种观点，可谓眼光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