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来，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和重庆西南五省市持续严重干旱。目前严重旱情已导致642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绝收面积110多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246亿多元。西南地区抗旱救灾情况牵动着广大网友的心。在这次西南五省区的大旱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大家都纷纷解囊捐款捐物来帮助灾区。但有人也有疑问，我的钱捐了，水也送了，那钱捐给谁了？水有没有到我们的灾区同胞家中？为更好地了解当前抗旱救灾的最新情况，新华网特别推出“抗旱保民生”系列访谈，今天是第三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人大公共管理学院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王行最表示，目前为止，累计收集到社会各界的资金和物资是2020万，其中资金是720万，物资是1300万，现在第一批或者第二批受益灾民名单在网上都可以看到。
王行最表示，中国扶贫基金会3月18日启动了针对西南旱区的紧急救援行动，到目前为止，累计收集到社会各界的资金和物资是2020万，其中资金是720万，物资是1300万。在捐赠的物资里主要是矿泉水，有一些大的矿泉水生产企业给我们提供了饮用水，一方面他们捐赠，同时他们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尽可能从离灾区比较近的地方调集矿泉水送到灾区。到目前为止，资金已经拨付了215万，物资1300万，基本上都送到灾区，发放到受灾的灾民手中或者正在分配当中。
在具体资金和物资发放过程当中，所有网友和捐赠人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资金怎么抵达到灾民的手中，我们采取这样几种方式。首先我们先下去，根据灾区灾情的情况，跟地方政府合作，签订一个项目合作的执行协议，由他们把这个信息传递到受益村，由受益村提供名单，名单提出以后在村里进行张榜公布，确定没有异议以后，根据这个名单我们来拨付资金。资金拨付下去以后，得到这个资金的这些受益人的名单要么签字，要么按手指印，这个名单要反馈给我们，我们定期收集，同时我们还定期抽样，一般是5%或者10%抽样监测，然后把所有的名单都公布到网上。现在第一批或者第二批受益灾民名单在网上都可以看到。
中国是地域非常辽阔的大国，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大的灾害，水、旱、地震、火灾等每年都会有。所以应对这些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不能完全依靠灾区灾民自己去自力更生。但完全依靠政府也不行。要举全社会之力一起抗灾救灾。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积极动员，企业要捐物资、捐钱等。整个社会的民间组织、社会组织也是非常强有力的主体，充分动员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比如要求或者动员大家为灾区捐款捐物的时候，企业出面显然不合适，政府有时候出面也不太合适，那非盈利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是非常适合做这件事情。像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一种类似于专业的资金筹集机关，它自己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到灾区开展活动，它也可以把这个资金资助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这些有一定专业背景和本土背景的组织，再去把物资或者服务送到当地，这种作用非常大。
王行最认为，对于怎么提高效率，第一，针对不同的灾情，地震也好，水灾也好，旱灾也好，需求是不一样的，这样有一个物资储备。比如我们在天津、武汉和广州，利用民政系统的储备仓库，平常在没有灾害的时候有一个储备，这样一旦发生灾情以后，根据我们一线调研灾区的需求，可以在储备仓库里先期启用。常规情况下，物资储备大概在2000万左右。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国际上流行的非常好的方式。当时中国青基会的管理者当时并不知道，几年以后才知道，所以有时候有它的内在逻辑，只要是遵循这个领域中的原则，干这个领域应该干的事，而且真是用心去做的话，往往大家都会殊途同归，最终的结果都很好。后来这几年越来越成熟了，所以大家都开始积极主动的交流、访问、互相学习。咱们的紧急救援行动，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很多做法都是我们中国人独创的，很漂亮、很精彩，绝不比他们差。
更重要的就是公民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所谓责任意识就是我有责任去监督这个社会中的每一分善款，哪怕不是我捐的，是别人捐的，我也责任去管。第二是有权利意识，我有权利去管。第三是有能力干。人一般不会做毫无希望的事，如果这个事他根本没能力干，他就是累死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那他肯定不会去干。当他觉得这个事我付出一定努力之后会有收获的，那他才会行动。比如说这次汶川大地震就非常明显，平时我们很少看到普通网民对整个捐赠、善款的使用，从购买到分配，到使用方方面面的那么强烈的关注，我们会看到公众强烈的有效参与，政府的机制也都动员起来，比如审计署，他是第三天就开始进入跟踪审计，随时随地就查。
王行最说，这个行业发展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公信力的培植。公信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律，一个是他律。自律就是我们行业内的这些慈善机构本身要有一套规则，如何提高你的执行力和管理的透明度，特别是财务的透明度。涉及到这次具体的抗旱救灾，公布比较多的是我募集到多少物资，公布比较少的是这个钱到什么地方去了，做了什么事，取得了什么效果。从慈善机构本身来说，一方面要加强这种意识。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规范，在日常管理上，内部就有一些硬性规则或者制度要求你这样去做。从法律方面说，实际上有许多主体，比如说政府的监管部门，包括像民政、审计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