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野心膨胀的张国焘见四方面军已是拥有8万精锐的劲旅，而一方面军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之后，为不足两万人的疲惫之师，心中很不平衡，便先后在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和8月4日的沙窝会议上跳出来向中央发难要权。中央在对张国焘进行了尖锐批评的基础上，在人事安排上还是作了一定让步，并根据需要令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北上。当时，朱德留在四方面军，与张国焘等率左路军行动，徐向前、陈昌浩等率右路军行动。

　　朱德在党和军队中一直是德高望重的主要领袖之一，为典范式的忠厚长者。他同张国焘的斗争，不是妥协退让，而是十分讲究斗争的方式方法，运用“软功”有理、有节地斗争。就当时的形势看，非常必要。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等绝大多数人提出北上，张国焘却主张西进，不适宜地号召“打到成都去吃大米”，会议最后还是拍板分路北上。会后，朱德担心张国焘的思想不通，背上包袱，当夜便找张国焘作彻夜长谈。朱德苦口婆心地给张国焘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力量对比，条分缕析地阐释了北上的意义和呆在苦寒的川康坐等挨打的弊端。两人一直谈到屋外见到曙色，张国焘虽然心里不服，但还是同意北上。可见朱德的“软功”还是挺见效的。

　　同张国焘这个“独裁者”共事，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当时中央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共同领导左路军，但是张国焘却一手遮天。朱德在后来的回忆中深有感触地说：“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总是以个人为出发点，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或者被赶走，或者被杀掉。”

　　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在《怀念敬爱的朱总司令》中说：就是在噶曲河边扎营的第二天，朱总司令、张国焘、秘书长黄超、第5军团团长董振堂几个人在张国焘的帐篷里讨论军队的进击方向问题，争论得很激烈。董振堂赞同朱总的意见北上，黄超便打了董振堂几个耳光。张国焘没制止，朱德心里气愤至极，却没开腔，带着董振堂回到了自己的帐篷。警卫员分析说，朱总如若当场发火，后果可能难料。

　　后来，张国焘不仅拒不听从中央的劝告，反而在部队中大肆造谣中伤党中央，四处扬言中央率孤军北上，不被消灭也会饿死。甚至在阿坝的格尔登寺的大殿里开会时，竟然悬挂出“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幅标语。朱德对此非常气愤，他在会前三番五次对张国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不要搞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张国焘听不进去，在会上还怂恿部分人围攻朱德。

　　会上朱德巍然不动，泰然地翻着手中的一本书。有人直接逼朱德同志表态，见“戏”演到一定火候时，朱总司令镇定自若，和言悦色地发言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日本已侵占了我东三省，红军在这民族危亡之际，当然该担当起救国的重担。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不会反对中央决定的。”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成立第二“中央”。朱德在大会上平心静气地讲：“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是一个整体。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不能让蒋介石看笑话嘛！”正因为朱总司令一直用“软功”与张国焘唱“对台戏”，使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看清了张国焘的真正嘴脸。张国焘倍感孤立，他一手炮制的“怪胎”——第二“中央”也很快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