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灞桥区的枣园刘村，去年完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个有405户村民的典型城中村，在20天里完成全部拆迁工作，没有一户被强拆，也没有一起上访，所有问题都在村里得到了解决。

　　枣园刘村的拆迁工作为什么会如此顺利？据该村所在的纺织城街道党工委书记赵景昌介绍，整个拆迁决策过程保证公开公正，并邀请所涉部门、公司以及村民，共同评估拆迁是否反映了绝大多数村民的意见，是否兼顾村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

　　虽然拆迁过程只有短短20天，但从决定到实施的一年里，该村共召开村民大会18次，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全部交由村民代表大会集体研究决定。

　　由于涉及利益复杂，农村土地转让和房屋拆迁一旦处理不好，往往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枣园刘村的实践，成为中国各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这种探索将继续成为热点关注。

　　已经过去的2011年，印证了中国高层对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即既处于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一方面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同比9.2%的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在总体稳定的局面下，出现了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同样也是因为土地等问题，乌坎村村民去年连续数月大规模集体上访。之后广东省委工作组进驻陆丰，肯定“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并强调以人为本、依法依规做好安抚优恤工作后，村民情绪得以平和，随后还进行了民主选举。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2011年发生了多起群体性事件，这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因此，处理社会矛盾和创新社会管理会成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

　　汪玉凯说，社会矛盾的产生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其根源往往是民生出了问题，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受到了侵害和不公正的对待。因此，代表委员们会对社会管理和改善民生的新思路、新方式和新思维进行探讨，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公正。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去年底的一篇评论说，认可社会矛盾的存在，而关键是如何化解矛盾冲突。评论认为，近年来的诸多群体性事件，大多源于群众利益诉求得不到纾解和满足。评论呼吁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减少社会矛盾的触点、降低燃点。

　　枣园刘村对拆迁和征地问题的顺利处理，表明只要从人民利益出发，很多社会矛盾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灞桥区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选良表示，该村的拆迁实践，是在近年来新形势下的探索和创新。灞桥区因社会转型、征地拆迁和利益分配等引发的矛盾日益增多，稳定压力不断增大。

　　为此，灞桥区成立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重大项目和活动，尤其涉及到征地拆迁、城中村改造和国企改革等，做到不评估坚决不实施，并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

　　群众的利益诉求，涉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各个方面。汪玉凯认为，民生问题贯穿了整个“十二五”规划，代表委员们将继续围绕“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城乡差别、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等问题，从源头上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认为，在如今的矛盾凸显期，全国两会对社会管理的关注显得非常迫切，因为社会管理是以民生为本，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核心。

　　王忠武说，社会管理其实是与经济和政治并列的一个理念。社会管理的滞后，有可能出现在经济和政治实现发展时，而民生却艰难的困局。理顺社会管理，就好比加强了对做大蛋糕和均分蛋糕的统筹。

　　中国对社会管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2004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各级政府一定要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对解决民生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

　　这方面的挑战还很大。2011年5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中国在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十分紧迫又需要长期努力。”

　　王忠武认为，中国需要更加微观和细致的社会概念，不仅要考虑民众的利益，还要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和对稳定生活的预期，这样社会矛盾才不会演化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汪玉凯表示，乌坎事件从危机到转机，给创新社会管理和以后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新思维，新角度，尤其是这种通过协商和对话的人性化的处理方式。

　　“通过疏导，而不是简单压制，群体性事件不但会处理好，数量还会大幅下降。”汪玉凯说。(记者任珂 陈钢 刘宝森 张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