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11年的51%，处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中国有2.6亿农民工，他们离别故乡追寻梦想，投奔到陌生的城镇辛勤劳作，他们的愿望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过上跟城镇人一样有尊严的生活。

　　虽然打工者们已将生活工作的城镇看成了自己的“家”，但城镇似乎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容纳他们，在平等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养老这些基本民生问题上，尚有许多阻碍。

　　因而，他们寄希望于来自五湖四海的代表、尤其是从农民工群体中脱颖而出的代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代表们也不负所望，拿出“让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强化‘五险一金’”、“降低打工子弟读书成本”等建议、议案和提案，回应广大农民工朋友的期待。

　　总之，城镇化是13亿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城镇化带来的社会进步只有让全社会成员共享，才能兑现普惠全民的初衷。

　　“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在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社会位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民革中央监督委员会副主任陈清华委员呼吁，消除农民工与城市的隔阂，让其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

　　陈清华委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从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他们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没有务农的技能，也没有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既不能“安居”，也无法“乐业”。

　　“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的后果将是严重的。”陈清华委员说，“民工荒”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了解，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重点地区的用工缺口已近10%，甚至连中西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与此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农民工城市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并整体上出现了多样化、群体化和职业化等特征。

　　为此，陈清华委员建议，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加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政策，进一步探索提供均等的医疗、养老和就业等公共服务。同时，完善农民工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新生代农民工中就业稳定、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应比照城市居民收入标准，提供廉租房等各类保障住房，并培育小户型房屋租赁市场，逐步建立以低端市场租赁房为重点，以保障性住房为补充的农民工住房供应体系。

　　“在土地供应和城市规划方面为农民工预留空间，建立农民工城市住房专项资金和适宜的农民工住房补贴制度。”陈清华委员说。

　　技能决定着农民工是否能够融入企业，成为不可或缺的骨干。陈清华委员建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让农民工子弟拥有一技之长，同时做好农民工“转移前”、“就业中”的技能和法律培训。这种培训对农民工来说也是一种自身的职业规划，能让他们获得更高报酬，有利于他们在城市和行业中稳定下来。

　　陈清华委员强调，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是维护农民工权益，让他们在城市中受尊重的关键。为此，劳动保障部门应依法规范劳动合同的各环节，对不签订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建立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有效机制，使农民工收入稳定有保障，真正感到被城市接纳。(郑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