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也好，过度阐释也罢，崔健的声音，是在一片沉默的憋闷中突然爆发出的那种喊叫，听听他有多憋，听听他有多激荡，正是中国人感受到的最切身的现实处境，更是“当时中国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有一件当时颇为寻常，现在被视为极不寻常的事件。

　　出于对上一年美国40位歌星援非义演的刺激，一些中国歌手好后悔没赶上，所以有好事者振臂一呼，串联了100多位歌手，在这里举行“1986国际和平年”纪念演唱会。

　　节目过半，一个大家叫不上名儿的男青年走上了舞台，穿着件半长褂，两裤脚一高一低，抱着把电吉他，不像来演出的，倒像位社会青年。寂静的、孤独的、有点低沉的键盘声过后，这青年突然爆发出：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现场观看到这一幕的不过上万人，不过是一次演出中的一个小花絮。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十几年，人们交口传说口耳相传中，这一幕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传奇，这一刻被追认为历史的时刻。

　　当年7月，载有《一无所有》的唱片和磁带上街，很多人其实是冲着封面上“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买的这盘带子，冲着田震、王虹、孙国庆、赵莉这几个大名去的，而崔健是谁？不知道，不认识。这崔健没有

　　来历，从他的声音人们想象，这可能是一个来自陕北的农村青年。没人相信，有这么土的首都青年。

　　以平常心看去，《一无所有》歌词里好像也没有什么，但它从此不断地被引用，被放大，被过度阐释。

　　正在搞现代歌曲的刘索拉，听到了，激动了：这正是我要找的。跟崔健一起混过、一起玩琴的小青年儿听到了，刺激了：崔健这小子居然上了这么大的台面。于是他们也开始了，这就是后来的中国摇滚。《一无所有》进入了李陀等北京文化圈子的聚会，作为激动人的新声音，用录音机大声放出来。在他们看来，这与他们的思想解放、自由思考，是一致的。从文革走过来的老知青说，“文革”幻灭了，曾经相信的全成假的了，三十多年我们白活了，不就是一无所有吗？形形色色的人，主要是青年，说：过去讲理想，但那个理想靠不住了，现在讲知识，讲钱，可我们都没有，事实上我们正是一无所有。

　　1986年5月9日现场，在场观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见到崔健这一幕，当时就愤然离场，他斥责演唱会组织负责人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

　　时隔4年，美学家高尔泰却从崔健的声音里听到了这样的信息：“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中国需要启蒙……”

　　最令人咋舌的是中国知识界具有权威地位的《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无”到“空”》的学术性文章，从精神层面分析崔健现象：“价值解体和悬置所留下的价值虚空是一部分中国城市青年关怀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歌手不再是一个流行歌星，而成为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

　　原来没有的东西，就这么变成了有；原来不明确的东西，就这么变成了明确。其实，1986年，要找崔健这首歌曲里所传达出的信息，更主要的不是从字面上找，而是从这种声音里找，从这种声音的方式里找。崔健的声音，是在一片沉默的憋闷中突然爆发出的那种喊叫，听听他有多憋，听听他有多激荡，正是中国人感受到的最切身的现实处境。

　　之后，你无法想象到，一个街巷大院里的小青年，可以在多么短的时间里飞快地长成，长成为艺术家，长成为现实的观察者和抒情诗人。仅仅3年，他拿出的就不再是2首歌，而是整整一辑更深刻的诗作，以歌唱的形式；同时，还拿出了“自信，自然，自由”这样强大的现实艺术观念。

　　崔健此时的力量，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如大雪崩般整个社会动荡赐予他的力量，是万马奔腾、千流竞汇的文化冲击共同汇集的力量。

　　此时，银幕上在上演《老井》、《芙蓉镇》、《盗马贼》……揭露着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其压抑、苦涩、无奈的展示，跟着电影一起渴望着挣脱。艺术界最重要的事件则是“八五新潮”，黄永砯拿一本《现代美术史》、一本《中国美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了2分钟，变成了两堆碎纸。《朦胧诗选》在大学校园里流行；台湾来了三毛和琼瑶；法国来了杜拉斯(《情人》)；柏杨于无声处暴得大名，《丑陋的中国人》人手一册……这些书，这些人，之前多有禁书或争议之名。

　　解冻的故事，从来不是在一处发生，潜台词无不是：冲入更多的禁区，看到更多的新鲜，偷尝到更多的禁果。但是人们心里，各种思想在胃里冲突，混乱，相互抵消，变得越来越不明白。而崔健，正是从废墟里走出来，出来歌唱，成为“告别的聚会”上最嘹亮的声音。

　　现在，那个过去年代的废墟彻底远去。也许，我们也的确到了告别崔健的时候。因为那个曾与之合谋的时代、曾与之合谋的我们，越来越离散，越来越远去，越来越没有力量。

　　从一个废墟里走出来，感受到“一无所有”，是一件多么痛苦、多么苦涩的事。但今天我们不再为这种“一无所有”痛苦、苦涩，而是感到幸运。能够走出来，是一件多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