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南昌起义时的贺龙
再后来的事情，发生在天安门城楼。
这是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周恩来总理和我父亲贺龙以开国领袖的姿态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父亲忽然想起什么，径直走到周恩来身边，认真地对周总理说：“恩来，你还记得一九二七年潮汕失败时，你给我念过的那首诗吗？”
周总理两眼放光，激动地望着我父亲说：“贺胡子，连你都记得那首小诗，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这时，参加阅兵的队伍正走过长安大道，那种排山倒海的阵式，所向无敌的气势，激起万众欢腾，声震云霄。父亲手扶栏杆，扯开喉咙对周总理说：“哈哈，如今的反动派，真是‘虫声唧唧不堪闻’了。”
周总理听我父亲吟出他三十三年前的诗句，也报以大笑，然后说：“不，贺胡子，如今是‘一唱雄鸡天下白’了！”
他不是天上的神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了。那时，父亲和母亲刚把我从湘西找回来，放在身边上学。许多跟随父亲贺龙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叔叔阿姨，只要有机会，就会给我讲父亲和母亲的故事，讲他们在残酷的战争间隙怎样揪心揪肺地思念我。最难忘的，是叔叔阿姨们为了让我加深对父亲的印象，经常对我说，你父亲可是个了不得的人啊！在我们的队伍里，没有一个人不尊敬他，不爱戴他。“闺女，这么告诉你吧，”叔叔阿姨们说，“你父亲都被人写进歌里去了，而且这首歌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流传很广，许多人都会唱呢。”
提起那首歌，叔叔阿姨们兴致勃勃，情绪深沉，眸子里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彩。看得出来，他们正在记忆的河流里努力地打捞着什么，寻觅着什么，他们的眼睛忽然一亮，接着便抬起手来，边打拍子，边缓缓唱起来：“他不是天上的神，他是地上的人，他曾和你我住在一个村，靠着你我近……”
我大为惊奇。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威严而高大，熟悉又陌生；印象最深的，是他性情刚烈，脸上似乎永远涂着一层战争的硝烟，就像一座行走的雕像。哪怕生活在他身边，我也不会像邻家的儿女一样，任意在他的面前撒欢。这首歌出乎我意料的，是它不像通常这类歌曲那般高亢激昂，而是像诉说和恳谈般地告诉人们，父亲不是天上的神，而是地上的人，并且这个人和我们一样的粗手大脚，一样的黑，是从大家熟悉的村子里走出来的。歌的曲调舒缓，亲切，朗朗上口，有如故乡来人正对你说着家长里短；只要听上三两遍，就能跟着唱出来。
次数多了，听着叔叔阿姨们唱起这首歌，我慢慢地有了一种贴近父亲的感觉，又渐渐萌发出一种走进他心灵的欲望。
遗憾的是，因为解放了，革命胜利了，人们必须在心里腾出更多的空间，去接受和适应这些事物；又因为父亲是个明智的人，严于律己，从不允许别人为他歌功颂德。就这样，这首歌渐渐地销声匿迹，被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遗忘了。那些曾唱着这首歌跟随父亲浴血奋战的人，那些在许多年后还与父亲保持亲密联系的叔叔阿姨，虽然还记得这首歌，即便是能唱出它的旋律，但他们唱出的歌词却残缺不全，更说不出它是怎样产生的，是谁作的词，谁谱的曲。
但是，我喜欢上了这首歌，对它念念不忘，觉得就像有根钉子扎进了心里。我决意要找到它，找到父亲是怎样走进这首歌里的秘密。
在之后的两三年里，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每逢遇到熟悉父亲抗战生活的人，都要向他们打听是否知道这首歌。对过去给我唱过这首歌的叔叔阿姨，只要再次说起这首歌，我都要追着他们唱下去。发现歌词里有了新的内容，就在小本本上记下来。当时我还不懂得如何记谱子，只会把音调记在心里。我还缠着父亲要他也帮我回忆回忆，讲讲这首歌的来历。这时我已经感到了他的慈祥宽厚，没有了以前那种距离。见我追问这首歌，父亲乐呵呵地说，当年确实有这么一首歌，但那是唱我的，我怎么会跟着唱呢？所以一句都没记住。人们忘了就忘了吧，还回忆它做啥子？又说，现在有那么多歌颂毛主席，歌唱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怎么能唱我贺龙？我固执地对父亲说，我就是想知道这首歌，你不让别人唱，让自己的女儿唱唱还不行吗？父亲突然严肃起来，说，自己的女儿也不要唱，并叮嘱我再也不要去问别人了。他说：“这样不好，真的不好。”
十七八岁的我没有多少城府，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是这种态度，也没有往深里想。过了两三年，我去部队当兵，去北京上大学，心里虽然放不下，但父亲的话我不能不听，怕他生气。
再后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从叔叔阿姨们的嘴里也难得听到这首歌了。到十年浩劫，别说唱这首歌，就是提到父亲贺龙的名字，人们也会谈虎色变。
故事的峰回路转，出现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年或第四年。这时父亲已含冤去世多年，我也历经磨难，从外地调回到母亲身边，被安排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有一天，我去书店购书，在书架上无意中看到一本新出版的《马可歌曲选》。也是神使鬼差，我随手翻开它的目录，一个让我战栗又立刻血脉贲张的名字，突然像闪电那样跳进我的眼帘：啊，贺龙！这首歌的名字就叫《贺龙》！没错，它就是我几十年来苦苦寻找的这支歌！只见完整的歌词是这样的：
他不是天上的神，
他是地上的人，
他曾和你我住在一个村，
靠着你我近。
哎！你记得哪一年来哪一月
一把菜刀杀仇人。
他不是天上的神，
他是咱们的好兄弟，
他的手拉着你我的手，
他是人民的真英雄。
哎！你看贺龙将军过黄河，
人民抬起头来笑呵呵！
再看歌名下面的作者，作词：贺敬之；作曲马可……眼泪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到这时，我就只能从心里发出长叹了：天啊，寻找了几十年的这首歌，还有写这首歌的人，原来这么大名鼎鼎，甚至就在我的眼前。
作为作曲家的马可，我们可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们谁没有听过和唱过他写过的那些歌呢？《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剧《白毛女》……没有一首歌不如雷贯耳，没有一段旋律不曾让我们热血沸腾，陪伴我们度过或黑暗或明朗的岁月。而我与马可，与这个曾让我在茫茫人海中四处寻找的人，本该是可以相互走近，和他成为师生，成为忘年之交的朋友。
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夏，我与事后被誉为“文坛五君子”的白桦、范曾、张锲和韩瀚，对江青封杀歌颂老一辈的电影《创业》，感到义愤填膺，由此想到她一手遮天，把中国的文艺界搞得百花凋零，几个人竟暗暗地聚在一起，斗胆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由我负责将信递上去。毛主席很快批示“此片无大错”，给了江青当头一棒。正当文艺界的朋友奔走相告时，马可托人捎话给我，对我们的行为大加赞赏。但在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去看望他，去拜访他呢？
还是在这一年，马可顶着“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出面轰轰烈烈地举办了一场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音乐会。那天我也有幸坐在台下，记得音乐会是以演唱《在太行山上》开始，以《黄河大合唱》结束，气氛隆重而热烈，甚至有几分悲壮，许多老战士和老艺术家听得热泪盈眶。在谢幕的时候，马可就出现在舞台中央，我也站在人群中，远远地看见了他。但我并没有走上台去，为他献上一束花，表达我对他的敬仰和感激。
事后我才知道，马可举办这场音乐会，已是重病缠身，离逝世没有多少日子了；有关部门还给他设置了重重阻碍，比如明令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不得出席。他却不管不顾，像一把火那样把自己点燃了。
让我懊悔不迭的是，才过去一年，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即在我找到《贺龙》这首歌之前，马可就溘然长逝了。
想起这些，我痛心疾首，真恨不得痛哭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