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演出———虽然仅是带有向呼伦贝尔各族父老乡亲汇报性质的演出。我只能说，有机会观看演出的人是幸福的，是幸运的，是被冥冥中某种召唤聚合在一起的人。

　　   每个土地都有自己的记忆，也为这种记忆保留一种表达的方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也为这种精神寻求一种表达。生活在一个山河湖海中的人们，像生活在一个经纬度上的植物和动物一样，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精神与记忆，这是人类通用的法则。从心灵深处，人们的喜怒哀乐寻找到相通或相似的表达方式时，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化的存在便诞生了。比较于血脉、社群、职业、出身、种族、语言等范畴，文化更可以明确我们的归属；完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看到，在历史上，有胡化的高欢与北齐国家，有汉化的北魏孝文帝和迁入洛阳的鲜卑族群，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习胡语用胡服进胡食之举，这其实就是文化的不同与差异。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种文化。北亚细亚大地，是一种范畴，大中亚是一种范畴，欧亚内陆也是一种范畴，其他域东起白令海，西越小亚细亚半岛、南俄草原而延伸进匈牙利平原，南抵北中国长城、喜马拉雅山、北印度平原、波斯高原北麓一线，其文化就是游牧文明。这一辽阔的土地上，自由纵横驰骋着一代又一代游牧的人民。他们逐水草而居，毡帐行国，贵壮贱老，重然诺，轻死生，襟怀坦荡，侠气干云，如月盈亏而聚散，聚则攻城掠地，散则隐入草野，来如风，去似矢，自由自在地兴亡更替于欧亚草原地带。有一种中外大师们常用的比喻：农耕的族群是牛，缓缓行进，若干时光后，仍见其艰辛平凡地赶路；而游牧的族群是鹰，啸起草野，一冲九天，留下一道天地绝美的飞翔与高度后，又倏地不见，不遗一点爬行的轨迹———更可能的是，人类离不开牛的坚忍与寻常的行进，也需要鹰的浪漫与罕有的飞翔；在平易的生活里，渴望有激情有英雄主义的宣泄；在壮美的飞翔里，让平易的生活有色彩有精神的高度。

　　   无论怎样，欧亚内陆大地上游牧的人们，代有才人出；几乎是每一个大时代，他们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登上人类历史的大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形象，留下自己的色彩，让许多传奇风一样向大地激荡。斯基泰人来了，匈奴人来了，萨尔马特人来了，鲜卑人来了，柔然人来了，突厥人来了，室韦人来了，契丹人来了，女真人来了，直到最后蒙古人来了，这是一部游牧的人们的文化谱系，也是游牧的人们的种族谱系。那些分合乱治的历史，其实是欧亚内陆大地上众多堂兄弟们(文化意义上的)轮番出场的人生话剧。冒顿单于、拓跋焘、刘渊、阿提拉大帝、图门可汗、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合汗、窝阔台可汗、忽必烈皇帝、林丹大汗、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帖木尔大帝、巴布尔大帝，这一系列游牧人民英雄的名字，与欧亚内陆大地上无数英雄传说、母亲赞歌、故乡童谣一起，与牧马人的背影一道，与转场迁徙的男女牧民一道，成为文化基因，植入血脉，沉淀在目光中，成为我们的心跳本身。

　　   有一天，就像“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一样，一群来自欧亚内陆大地的孩子们，用稚嫩的童音，演唱《兴安岭的云雀》、《乌拉勒泽》这般的祖先们遗下的歌谣，我们的记忆复活了，我们的精神复活了，那些光荣与梦想复活了。我们又听到伏尔加河的波涛，听到黑海的波涛，还有，一浪接一浪而来的锡尔河、阿姆河、伊犁河、印度河、青海湖、博斯腾湖、鄂嫩河、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西拉木伦河的波涛，我们的目光中出现布尔罕圣山，出现大兴安岭、阴山、祁连山、天山、兴都库什山、乌拉尔山，我们明白，我们不仅仅属于呼伦贝尔，不仅仅属于内蒙古，我们的出身来自更辽阔的世界！听，孩子们的歌唱里分明有通古斯的声音，有突厥的声音，有蒙古的声音，有阿尔泰语系各兄弟族群的声音，那又分明是我们全人类的声音———歌唱妈妈，无论她是不是住在蒙古包里；歌唱故土家园，无论那是不是一片壮丽的草原；歌唱英雄祖先，无论他是不是在圣主成吉思合汗的军队里当兵！这就是孩子们的力量，孩子们歌声的力量，孩子们记忆中某种存在物的力量，孩子们今日激活了的精神的力量！

　　   多么幸福，你听到了蒙古游牧世界里一群孩子们的歌唱！那是怎样纯净的一群孩子，那是怎样绝美的歌声，那孩子们背后耸立着怎样辽阔的游牧人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