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保华说，新《劳动合同法》的政府立场与企业立场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并不认为这部法律超前。

　　董保华表示，从今天来讲，在这次立法当中，有两种基本的思维，一种可以从一种劳资博弈角度来入手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似乎只要抑制了资本，劳动者就得到了保护。这是一种思路。另一种思路，其实是从劳动者分层的角度来认识，并不是简单的抑制资本，劳动者就得到保护，劳动者的要求，各个层次并不完全一样。“我是持后一种看法的。”，董保华说。

　　董保华认为，如果把劳动者做一个分层的话，至少可以看到有四个比较主要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最强势的劳动者，也就是总经理、董事长、职业经理人；这个层次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个层次非常强势，和资本相比较非常强势，没有什么大问题。“在起草过程中，我甚至建议这个层次应该按照国际惯例，从《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内删除，国际上一般认为这个合同是用委任合同调整，而不是用劳动合同”，董保华说。

　　第二个层次，也就是一般性的白领，现在有人界定5000块以上，主要是说一些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这个层次依然存在着强资本弱劳工的特点。但是，总体上问题并不大。在这里只需要强调合同保护就够了。因为，对于这个层次而言，实际上他们还是有一种投票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有些工资待遇、劳动条件不符合他们要求的话，他们可以以离职的方式进行一种谈判。所以，这个层次也问题不是最大。

　　第三个层次，其实是制造业的工人。这个层次，其中比较受到关注的是农民工问题。这个层次的强资本弱劳工的问题非常明显，只有到这个层次，才需要强调所谓国家的公权干预。

　　第四个层次，实际上是一些失业、半失业、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其实对于这个层次来说，需要一个就业的饭碗，恐怕这是最重要的。顺便说一句，其实现在大学生已经不是天子之骄，很大程度上大学生是第四个层次。

　　所以，从这个定位上来看，不能简单地认为，好象只要抑制了资本，劳动者就得到了加强。所以你一定要看，哪一个层次出了问题，我们重点保护在哪里。董保华认为，一二两个层次都没什么大问题，重点保护显然是在三四两个层次。但是这次《劳动合同法》，显然没有找准这个问题。比如说，这次《劳动合同法》特别强调的职业稳定，也就是华为碰到的问题，我们非常容易陷入一个简单的思维，因为华为难受，所以劳动者就高兴，因为华为不难受，劳动者就不高兴，我们非常容易陷入这样的思维。这个思维是不对的。

　　假设以第三个层次来分析，农民工对于无固定期限合同总体上来说，他们并不是非常强烈地需要这样一种用工形式。这是由几个原因：首先有一部分农民工本身一年出来打工一次，就需要有一定的流动。他今年在深圳，明年在上海。这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状态。

　　其次，有一些工种岗位，根本就不太适合终身雇佣。比如，我曾经听到有一个做纺织的老板说过一个话，如果你要叫我给农民工无固定期限合同，我用不了等两次，也用不了等十年，我明天就可以给，在计件的情况下，这些劳动者自己能坚持一辈子吗？

　　再次，真有一些劳动者非常需要稳定，但是由于替代性太强，人家也未必会给。比如说，有一些饭店服务员、清洁工，都非常需要职业稳定，当然希望在一个地方一辈子。但是用人单位会给吗？你两次签无固定期限合同，实际上他不让你过两次，使他反而更快地丢饭碗。

　　第四个层次，对于一些处在失业、半失业状态的人，得到一个就业岗位，恐怕是他们首先想要的，而绝不是什么先来谈什么职业稳定。严出导致严进，反而使就业更困难。对于他们获得一个就业岗位，是不利的。所以可以看到，这次法把职业稳定作为我们最根本的目标，实际上真正有利的是一二两个层次。但是一二两个层次其实本来就没什么问题，所以可以看到，一方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目标可能正在杀伤企业正常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并没有从中受益。可能正在形成一种“双输”格局。在这当中，获得利益的主要是中上层劳动者，而这部分劳动者根本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