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减法也要做乘法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专家在推行“大部制”改革将起到的作用上已形成共识。

　　专家认为，“大部制”能有效解决部门职能交叉的现象，提高工作效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认为，这一点从英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中不难发现。英国在推行“大部制”以前，由于内阁非常庞大，而且有些部门内部职责比较接近，如在国防管理上就设置了海军部、空军部、陆军部、国防部四个部门，因此不仅不能够把精力集中在战略性的决策上，还屡屡出现相互竞争、扯皮的现象，工作效率不言而喻。实施“大部制”后，不仅降低了内部成员数量，同时减少了扯皮交叉的现象，工作效率因而得到很大提高。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马丁·佩恩特则表示，如果政府设置的部门很多，那么每一个部门做什么事情都要很小心地加以界定才行，但如果把相同的部门放在一个“大部”里，它们的功能彼此相近，一定能够更好地沟通，更好地互动，更加协调地工作。

　　在我国现阶段，民生问题正成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因此，如果实施“大部制”，将有利于政府部门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对于这一点，企业界人士也表示对“大部制”颇为看好。

　　不少企业表示，希望“大部制”能够解决现在不同程度存在的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乃至各个部门之间由于权力和职责范围不清令企业无所适从的情况，并在简化手续流程、降低管理成本方面为企业减轻负担。

　　专家指出，这些希望实际上只是“大部制”给企业带来的表面的好处，因为“大部制”并不仅仅是将几个功能相近的部门合并那么简单，真正的“大部制”在减少部门数量的同时，还要对部门内部功能和权限进行重新的调整。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大部制”不仅仅是要做减法，更重要的是要做乘法，即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不能盲目推进

　　很多专家和关注政府机构改革的人士都认为，“大部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架构中央机构的发展趋势，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改革。然而，从国外推行“大部制”的实践中不难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的“大部制”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在经过多年的变革后慢慢完善起来的。

　　由此可见，“大部制”改革并不是简单地把几个部门合并成一个大部门，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马丁·佩恩特认为，在实施“大部制”前，不仅要进行有效的人员分配、合理的预算和资源配置，还要建立相关的配套机制。

　　以“大部制”改革比较成功的澳大利亚为例，为了使资源更加有效，澳大利亚建立了配套的预算制度，一旦哪里出现重大的问题，资源就会集中在那里；其次，澳大利亚有很好的控制和协调机制，能够合理地调配人员，把人员从多余的岗位调配到有用的岗位上去。此外，澳大利亚在实施“大部制”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种文化上的改革，以培养公务员为民众服务的精神和不断提高服务的理念。

　　马丁·佩恩特指出，“‘大部制’改革之后，两三年内能不能取得效果，除了看‘大部制’本身建立的情况，还要看配套改革措施能不能够成功。因此，‘大部制’不是目的，只是一个起点，要使其运作有效，就要采取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

　　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没有推行“大部制”，但也在不断地进行机构改革。从1982年到2003年，国务院机构先后进行了五次改革，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少到了28个。

　　据专家分析，我国现阶段实施大部门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要减少部门的数量，更是要从根本上建立起适应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要求的现代政府体制。除了将职能整合与机构合并外，还要推进政府部门的执行机制改革，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种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将执行事务从部门中适度分离出来，设立专司执行的执行局；同时进行政府部门的服务机制改革，对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行政服务事项集中办理。

　　周志忍认为，尽管中国“大部制”改革是一个趋势，但不能盲目推进，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应该区别对待，以避免出现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职责同构，“上下一般粗”的现象。中央和地方应该根据自身的需要，根据自身的环境，根据自身的目标来实施职能整合。同时，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脱离我国的国情，盲目照搬国外的做法。（记者王海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