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还发明了围成栅栏积茭喂羊，可提高适口性，避免践踏，节省劳力，保持和加强羊群的卫生与活动。随着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迁入中原，食肉为主的饮食习惯被带入中原地带，食物构成中动物食品所占比重相应增加，肉食品(有家养的牛、羊、猪、鸡、鸭、鹅等)理应促进牧业及草业的发展，但因战乱，牧业凋敝。因为战争频繁的原故，马受到特别重视，牛则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畜力。

　　到汉唐时代，养马业规模之大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空前的，役畜特别是耕牛地位尤其突出。随着唐王朝马政机构的完备，在某些地区出现大面积的由政府经营的牧场和饲料基地。张说在其所作《陇右牧监颂德碑》的序文中，就提到“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御冬”，列为当时马政的人政之一。此时既有一般农家就地取材饲养马匹的方法，还有官办牧场的规模化饲养。

　　唐中叶以后，历经五代、宋、元600多年。由于粮食需求的增加，粮价上涨，江南大片山泽荒地逐渐被开垦用以生产粮食，只有人力所不及而多余的荒地，才用来种蔓菁(即芜菁Brassica ra-pa)，苦荬Sonchus brachyotus等，以饲养大量的猪，其粪肥再施于粮食作物。南方因江南蚕桑机织业的发展，桑田面积增加，取代种植饲料的土地，于是蔓菁、苦荬等的生产逐步停止。此时羊在北方以牧养为主，南方则以野草、桑叶、蚕纱等全年舍饲育成湖羊。宋元时期因农业经济中心已转移到人多地少的江南地区，因此除北方部分地方外，在广大农区畜牧业退居从属地位。北方的养马业也大大不如唐代，牛因成为耕田的主要役畜，在农区尤其南方受到重视，因此养牛业仍有所发展[1-6]。

　　忽必烈开创元朝以后，政府曾颁布“勿使畜牧伤农”的政策，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草场大片破坏，畜牧业仅限于边疆草原地带，诸王、贵族、官吏占据大部分牧地、草场和牲畜，“勿使畜牧伤农”的禁令并没有认真执行。但忽必烈采取的一些有利于牧业及草业发展的政策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主要政策包括:1)在认识到农桑重要性的同时，仍然不断扩大牧场，在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马群;2)用法律保护牧场和牲畜;3)厉行畜牧轻税政策;4)漠北浚井，选择水草，忽必烈继承前代大汗的业绩，重视在无水草原上打井，选择良好的水草;5)赈济灾害，元朝颁布“劝农”条画，规定村社“布种苜蓿”，“喂养马匹”，必须保证饲料的生产和贮藏，保障畜牧业发展的需要[7]。

　　明清时期畜牧业继承宋元格局，除北方和西北一些地方外，畜牧业在广大农区已完全成为种植业的附庸。到晚清时期，农牧结合方面主要是继承和发展太湖地区农桑牧渔综合发展的经验，珠江三角洲“桑基渔塘”的经验，以及关中地区粮草轮作的经验[8]。

　　建国之初，由于我国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迫切需要发展大农业，首先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因此到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垦荒、围湖。而所垦的“荒”，即是草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草业形势较好，但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发展比较缓慢，直至90年代末，我国的草业才以新的姿态出现。

　　中国草业科技发展

　　在草业科学研究方面，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农书主要是对民间生产方式的描述，随着国外文明的输入，我国在继承自身草业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吸收了国外的精华，使草业科学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创新，逐步形成系统的草业科学理论。

　　改革开放前的草业科技19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刊物曾宣传国外优良牧草———紫花苜蓿，并进行引种试验。至光绪33年(1907年)，奉天农业试验场从国外引试种的优良牧草达37种之多。清末创办的《农学报》上先后发表了《紫云英栽培法》、《苜蓿说》、《谈栽培苜蓿之有利》等译文，阐述了国外牧草的优越性。

　　1931年，“牧草学”等被政府定为农业技术人员畜牧科高等考试的必试科目;饲料作物学等被定为选试科目。我国牧草专家王栋教授赴英留学，1942年回国后，任教于陕西国立西北农学院，一直从事牧草的栽培、贮藏研究，他于1943-1945年多次发表文章，指出人工种草的重要性。1945年试验出苜蓿和玉米Zea mays二者配合青贮，并最早呼吁:“西北大利在畜牧，而西北畜牧业的改进关键在草原管理。”四川农业改进所1942年象草Pennisetum purpureum栽培试验年产225 t/hm2。1943年美籍畜牧顾问、草原管理专家蒋森到我国宁夏和西康进行放牧考察后，提出改善草原管理的方法:一方面在入冬前宜减少放牧，另一方面需栽培牧草制成优质干草。1944年许康祖等提出了必须改良草场的建议[9] 到1957年之前，只是在高等院校开设牧草学与草原学方面的课程。主要的任教者有王栋、孙逢吉、蒋彦士、孙醒东、任继周、叶培忠、吴仁润、贾慎修、胡兴宗等。

　　1958年我国第一个草原本科专业在内蒙古农牧学院成立，之后在其他院校的畜牧系内也相继成立了多个草原专业，形成了初步的教学体系。

　　1972年甘肃农业大学的草原专业从畜牧系分出，成为我国第一个草原系[10]。196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创办草原研究所[11]。对我国草地资源进行研究的草业工作者，最是王栋，之后有贾慎修(植被—生境分类法)、任继周(综合顺序分类法)、章祖同、许鹏(发生经营学主体特征综合分类法)、郭思加、苏大学、梁祖铎、陈唯真、陈安仁等，他们对我国草地类型的划分作了大量工作。1989年确定以植被—生境分类体系为依据对我国的草地资源进行划分。

　　改革开放后的草业科技

　　改革开放为草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草业科学系统理论逐步形成。

　　草业概念的提出

　　改革开放初，我国草业工作者围绕生产展开专题性的科学研究，如优良牧草引种育种和筛选驯化等。之后在牧草种子生产、牧草飞播、系统工程、草原生态研究、南方人工草地建植、病虫害防治、季节性畜牧业、划区轮牧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11]。

　　1979年，中国草原学会正式成立，并于2年后正式派代表出席了“第十四届国际草地大会。”1982年郎业广在陕西临潼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草原学会学术论证会”上，提交了《论中国草业科学》的论文，最早提出草业一词。

　　1984年钱学森院士提出“密集型草产品”的问题，1985年进一步铨释“知识密集型草产业”的涵义，并提到农区和林区的草业，奠定了完整的草业科学和草业生产范畴，并于1987年给草业创造了“Prataculture”这一国际名称，为现代化草业产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2-15]。
3•2•2草业科技的发展《中国草地》于1979年创刊，之后相继创立了《草业科学》、《草地学报》、《草业学报》、《草原与草坪》、《四川草原》、《内蒙古草业》、《青海草业》等期刊。报道草业人士对草地环境、草地牧草、草食动物和畜产品的研究成果，涉及生物学、地学、农学(包括畜牧学、饲料科学)、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科学等多个领域，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草业体系[12]。

　　从1984年提出草地农业系统的概念，直至2000年以界面论将草业4个层次用3个界面有机结合起来，任继周对草业科学的理论作出较大的贡献，还有洪绂曾、祝廷成、李毓堂、许鹏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付出[12，16]。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可分为前植物(景观、环境、游憩)生产、植物(牧草、作物、林木等)生产、动物(家畜、野生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外生物(草畜产品加工、流通)生产4个生产层，涉及植物、动物、微生物、土壤、地被、大气及人类活动，但一般不去分别研究这些众多的学科，而是通过研究这些学科的交叉点———界面，以达到预期目的[12，16]。通过草业科学的3个界面，即草丛—地境界面、草地—动物界面、草畜—经营管理界面，将草业4个生产层次连缀而成完整的草业系统。通过系统耦合使草业系统进化，构建其分级序列，从而使生产效率和效益大幅度提高[16]。

　　现在不但有众多的草业人士在此复杂的系统内构建理论体系，而且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人士也参加进来，特别是在各学科都有渗透的分子生物学的加入，为草业理论增添了新的方向。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生态环境恶化认识的提高，在草业界人士的辛苦努力下迎来了草业发展的又一机会。

　　2000年前后，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在内的各高校相继成立草业科学本科专业，为草业产业培养了更多的生力军。2001年和2003年举办了2届苜蓿发展大会，2001年在太原召开全国农区草业发展研讨会，多次举行国际草业发展大会，2003年“首届中国中青年草业科学家论坛会”在北京召开。

　　2003年中国草原学会更名为中国草学会，认同并强化了草原学会近年来的工作方向和职能，使今后新的开拓和进取更加名正言顺。这一年，退牧还草工程全面展开，修订后的《草原法》正式实施。经我国草业界人士的努力，2008年“国际草地大会(IGC)”和“国际草原大会(IRC)”将在中国召开。

　　西部开发，草业要先行，在我国水土资源好的东部和南部地区，草业发展的空间将更大。借此内外东风，我国的草业发展将被推上更高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