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记者张艳霞摄

　　一、中原荒芜河东盛

　　为什么600年前，也就是朋初洪武、永乐年间，要从山西特别是洪洞等地，组织这样一个大规模移民活动呢?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原荒芜河东繁盛，人口分布极不均衡。

　　连年战祸贻害百姓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其间也曾盛极一时，但由于奴隶主游牧贵族的残忍本性，很快就使得阶级牙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起来。蒙古贵族联合汉族地主，共同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元统治者通过“赐田”的手段，使蒙古王公大臣获得大片土地，仅贵族伯颜一家就占有土地两万多公顷。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租种地主土地，不仅要交纳五成至八成以上的地租，还要受高利贷的残酷盘剥。尤其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元朝的民族压迫，元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汉人和南人生活在社会最低层，他们不得打猎、习武、养马、藏兵器、搞集会，甚至晚上不能点灯。还强迫他们当“驱口”，做奴隶；把他们像牲口一样买来卖去。心狠手辣的元丞相甚至提了这样一个建议：汉人、南人中反抗情绪最大的以张王刘李赵五姓为多，干脆把这五姓人全杀光，元朝的江山就巩固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元末的形势像一堆干柴，就等有人来点火了。而首先点燃反元怒火的。就是不久爆发的红巾起义。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对元末形势作了生动地描写：“堂堂大元，奸臣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所谓“开河”，是指修治黄河，官吏们趁机捞钱。所谓“变钞”，是指滥发新钞，等于是变相掠夺。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反元起义的烈火终于燃烧起来。至正十一年(1351年)，教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黄河工地埋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然后又四处宣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果然时隔不久，石人出土，民心骚动。韩山童、刘福通立刻聚众3000，杀牛宰马盟誓，祝告天地，宣布起义。由于起义队伍头裹红巾，手举红旗，所以又称红军、香军或红巾军。老百姓早就盼着这一天，于是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响应起义。当时，李二(芝麻李)、彭早住、赵均用占徐州；王权(布王三)占邓州、南阳；孟海马占襄阳；郭子兴、朱元璋占濠州；彭莹玉、邹普胜、徐寿辉占蕲州；方国珍、张士诚占江淮，全国起义的烈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

　　于是，蒙古贵族和起义军之间的生死较量，就在中原大地、江淮一带，特别是冀、豫、鲁、皖、苏展开了。蒙古贵族的军队及地方武装之青军、黄军，对起义军的镇压是十分残酷的。如元丞相脱脱“攻徐州”，“屠其城”；军阀察罕帖木儿杀起义军，“斩首万余级”。元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甚至抓壮丁当俘虏，杀百姓报战功。当时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个人中就有七八个被杀。而几十万人的商埠名城扬州，被杀得只剩下18户人家。当然，满怀深仇大恨的起义军也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传说朱元璋的大将胡大海当初在河南讨饭，受过土豪地主的羞辱。朱元璋建都南京，大赏功臣，胡大海什么都不要，只要求到河南报仇。朱元璋怕他杀人太多，只许他在“一箭之地”，也就是几十步内报仇。谁想反被胡大海钻了空子，他在河南射中一只大雁的后尾，大雁负痛，带箭乱飞。胡大海于是驱兵杀去，雁飞到哪里，他杀到哪里，见庄子就烧，见活人就杀，只杀得河南、山东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好不容易明初的战火熄灭，老百姓才过了几天好日子，却又爆发了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原来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火文即位，即历史上的建文帝。而这时的燕王朱棣，手握重兵，坐镇北平，当然看不起他那个侄皇帝。于是借口朝中有奸臣，他要“清君侧”，发兵南下，夺取江山。燕军一路南下，首攻河北，次取河南，再掠山东，后逼南京，中原大地再次动荡起来。由于明政府军的节节抵抗，双方在中原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使江北一带变成千里无人烟的荒地。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燕军大败政府军于白沟河(河北雄县)，杀死、溺死十几万人，尸首横陈100多里。冀豫之间有个“十八村联合会”，原来是一个乡民自卫的民间组织，也被燕军杀得只剩下狐、刘两户人家。所以至今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还流传着“红虫吃人”的故事，因为燕军也是头戴红巾。只不过老百姓再不称其为红军、香军，而是叫做“红虫”，“红虫”音近“蝗虫”，说他们像蝗虫一样残害百姓。

　　遍地灾荒侵扰黎民

　　元末明初的中原人民，不仅遍历兵灾战火的祸患，而且遭受水、旱、蝗、疫的侵扰，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据《元史》记载，仅元末40余年，旱、涝灾害，山东18次，河南17次，河北七八次。特别是暴发了被老百姓称为“灭顶之灾”的大洪水。从元至正元年(1341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26年中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最大的如元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同时决口，百姓被迫迁走45万余户，使河南大面积受灾。元末明初的蝗灾也相当厉害，元至正元年(1341年)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25年中大蝗灾就有十八九次。特别是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冀、鲁、豫等地水、蝗并至，百姓“大饥”，通州地区有个刘五，把自己的儿子杀的吃了。山东、河南的孟津、新安、渑池等地，出现了不少“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这种水、旱、蝗、疫的侵扰，连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曾饱受其苦，刻骨铭心。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赤日炎炎。接着又发生蝗灾，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很快吃光了庄稼。早就饿以待毖的老百姓经不起灾疫的折磨，于是便接二连三地死去。家住淮北濠州太平乡的朱元璋，父亲、母亲和大哥，不到3个月相继病死，而他连一块掩埋亲人的坟地也没有。直到若干年后朱元璋当了皇帝，还念念不忘年轻时的这一幕悲剧，伤心地说：“生者为衣食之苦，死者急无阴宅之难。吁，难哉!”幸亏当时邻居给了他一小块地，才把三个亲人的尸体草草掩埋。由于灾荒、瘟疫弄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虽然他生得身材高大，又正年轻气盛，但还是找不到一口饭吃。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剃光了脑袋，到皇觉寺当了和尚。

　　由于元末明初的水、旱、蝗、疫，再加上几十年的战祸，老百姓非死即逃，使得中原一带田地荒芜，人烟稀少，不少富庶地区，也变得荆棘遍地，疮痍满目。当时的河北平原，荆榛丛生，积骸成丘，人烟断绝；一向文化比较发达的汉中地区，也是荒草茫茫，虎豹出没。特别是长江边上的扬州城，从唐宋以来就是南北交通枢纽，亭、园、楼阁，繁华异常。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中写道：“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从而使扬州古城更加出名。而元末地主武装青军元帅张明鉴攻占扬州城后，由于军队搞不到粮食，就杀城里的老百姓当军粮。而昔日繁华的亭台楼阁，也统统被拆毁当木柴烧。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收复扬州后，新任命的知府嫌旧城空旷难守，就在城西南部截下一个角落，筑起新的城墙，算是扬州的府城。

　　元末明初，由于许多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政府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或者撤州并县。当时河南省遭受的破坏最大，从明朝建立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经过20多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数量仍然很低。据成化《河南总志》统计，信阳、裕州、考城、柘城、夏邑、宁陵、新蔡、沁阳、镇平、新野、胙城、唐县等12个州县，人口仍在千户以下。所以，把名城开封由上府改为下府，河南等地布政使所管辖的州改县有12个，县合并的有60处。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又把全国不足3000户的30多个州一律改为县。比如，南阳府的卢氏县改属陕州，金华府的兰溪州、台州府的黄岩州、湖广地区的龙阳州、湘潭州、宁州、信州等，都在明代初期改州为县。明政府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调整行政区划，缩减行政建制，完全是顺应元末明初人口剧减的应急之策。

　　山西中原人口失衡

　　正当中原大地战火蔓延、灾荒肆虐的时候，素有表里河山之称的山西省，却别有一番富庶景象。这是因为，山西的地理本来就占优势，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倚黄河，北靠长城，自古以来易守难攻，十分险要。加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地下矿藏丰富，所以百姓生活比较安定。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中条山是“千樟松柏”，“桧柏交错”，柿林满地，交城山、姑射山也是“老柏满崖”。而那时汾河水也是碧波荡漾，可以行船，汉武帝刘彻《秋风辞》说：“泛楼船兮济汾，横中流兮扬素波。”到明初也没太大的改变。同时，山西还有一家两代盘踞的老军阀，即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这两个军阀虽然也心狠手辣，但为人十分精明.从来不在山西打仗，一个劲地把战火往外烧。比如，他们也镇压红巾起义军，却跑到河南、河北和陕西去打仗。后来，又和另一军阀孛罗帖木儿争夺地盘，把孛罗帖木儿堵在大同一带打，就是不让战火烧到山西内地来。虽然，军阀们心里打着自己的鬼算盘，但客观上却使山西百姓少吃了苦头。

　　正因为如此，元末明初的山西，和其他省比，老百姓的生活相对地安定富裕。如元代兴盛时期，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山西的不少地方进行了描述。例如：“太原府，这城是很大很华丽的，城中工商业很多。”写到“平阳府城，城市很大，也很重要，有许多商人。人民以商业同手工为生”。而对晋南的河中府即蒲州城，描写得更为详细：“河中府城商业手工皆极兴旺。那里出产丝、生姜、高梁萱、香草，同许多别的香料，皆是没有贩运到我们这些国的。各种金丝布在那里制造的很多。”元代共统治了八九十年，由盛而衰也只是三四十年，又由于山西战乱、灾荒较少，所以安定、富庶情况变化不大。元代人种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到：当今普天下战火蔓延，黄河南北白骨遍野，只有山西、河东一带老百姓人丁兴盛，“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活得有滋有味。可见，元代的山西，特别是晋南，始终是人口兴旺，比较繁荣。

　　于是，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