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05年9月27日，全国人大法律委、财经委和常委会法工委就修改个人所得税法，联合举行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次立法听证会。新华社

　　几代人前赴后继，共逐法治中国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凝结了我国立法机关和立法者的辛勤汗水和无悔奉献

　　这是一个个骄人的数字——

　　到目前，包括现行宪法在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9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国立法机关和立法者历经60余年的艰辛探索和努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立法者就全力投入宪法等一批法律的制定，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提供法制保障。

　　1979年，我国立法者3个月通过7部法律，为恢复国家基本政治生活秩序打下基础。

　　“那时无论吃饭、走路，还是睡觉，脑子里都是法律条文，每天很晚骑车回家，还要带上一大包材料在家接着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主任顾昂然这样回忆那最为难忘的3个月。每当参与一项立法，顾昂然都要做一大堆“家庭作业”。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立法工作一直在“快车道”上前进：20世纪80年代我国共制定法律及有关法律的决定148件，90年代220件，新世纪前10年191件……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立法机关和立法工作机制日渐成熟的历程。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制委员会，组成了一个80人的“精英团队”；1983年6月全国人大根据宪法规定设立包括法律委员会在内的6个专门委员会，当年9月把法制委员会改为法制工作委员会，加强立法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斯喜说，在立法方面，各专门委员会就相关立法进行前期立法调研，推动法律案的起草，对法律草案提出审议意见，最后交由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法律委“统”，其他专门委员则是“专”。

　　将法律草案发各地、各部门和法律专家征求意见，汇总整理；研究外国有关法律；调查研究，听取不同意见；向常委会提请审议法律案的同时提供相应的参阅资料……几十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立法工作机制。

　　信春鹰说：“法律案征求来的每一份意见，都要仔细分析、归类，工作量很大，但我们乐于接受，因为这样制定的法律才有力量。”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曹大正深有感触：“每次提交的建议，都会有立法机关的答复，采纳不采纳都会说明理由，每年数千份建议，办理这些议案付出的辛苦不言而喻。”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是立法机关与立法者心血的凝结。

　　这是一次次“十年磨一剑”的艰辛——

　　从企业破产法(试行)到企业破产法的出台，期间经历20年的困顿曲折，最终破“茧”而出。

　　从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足鼎立”，到最后合同法的“三法合一”，一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易大法经过18年终于亮相。

　　从1986年开始酝酿，监督法历经20年坎坷才最终出台。对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乔晓阳曾说：“监督权的行使涉及到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制定监督法需要处理好这些关系，要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因此，制定监督法是反复研究，慎之又慎，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2007年，历经14年8次审议的物权法获得通过。国家、集体、个人；土地、住房、车位……一个个重大问题在激烈争论中凝聚共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告诉记者，就在物权法通过前半个月，法工委还收到广州1万多人的联名信，就小区业主的建筑物所有权问题提出建议。

　　“一万多个签名，后面都按着手印，厚厚的一本。对于这些意见我们认真研究分析，能采纳的尽量采纳，不能采纳的也尽量说明。”王胜明说。

　　正是一条条建议，一次次审议，才有一部部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实际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