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汇聚民智，奏响科学民主强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广大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

　　这是一次次生动的民主实践——

　　2010年10月，车船税法草案全文公布，共收到97295条意见，40封群众来信。根据公众的立法意见，车船税法草案进行“大修”，对不同排量乘用车的税额进行调整。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车船税法，87%左右的车主名义税负不增加。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民意。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坚持“开门立法”“问法于民”。

　　早在1954年制定宪法时，全国就有1.5亿多人参加了这部国家根本大法草案的讨论，提出了110多万条修改和补充的建议。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肩负着反映民意的重任。信春鹰指出：“只有反映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才有执行力。”保障人民通过多种方式有序参与立法，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共有10部法律草案向全民征求意见。进入新世纪后，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变得更为常见：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公布，收到群众来信3000多封；

　　2006年，劳动合同法草案全文公布，收到各方面意见19万余条，创下了全国人大立法史上的新纪录；

　　2008年，社会保险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共收集到各类意见7.1万多条；

　　2009年，对食品安全法草案，人们通过网络、报刊、来信等不同方式提出1.1万余条意见……

　　人民大会堂里的每一项表决，都凝聚着亿万群众的意愿与智慧。体现着立法者对民意的珍视、对民主的尊重，更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见证。

　　这是一个个迈向科学立法的足迹——

　　1983年，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由于一条规定引起从未有过的激烈争论，导致草案未能在当次常委会会议上交付表决。这次争论，成为法律草案“一审制”迈向“二审制”的契机。10多年后的立法法更是确立了“三审制”。

　　此后，物权法历经5年8审，劳动合同法历经5年5审，社会保险法历经3年4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说，中国立法在快速增数后，开始逐渐转向注重质量的“精耕”立法时代。

　　2000年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各环节作出规定。朱景文说：“这是新世纪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重要标志。把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制度化、法制化，是实现立法由数量向质量转型的钥匙。”

　　2005年，来自重庆的农民工吴志才，首次与国家最高立法工作机关负责人“面对面”。他给大家汇报每月“收支账本”后，建议将个税起征点定为2000元。这次“见面”实现了立法听证会制度的“零的突破”。

　　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庄严承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一般都予以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一承诺，成就了法律草案公开由“常见”走向“常态”的跨步。

　　信春鹰表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这不仅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这扇门不会关，只会越开越大。”

　　这是一项项不懈探索的结晶——

　　1979年修改地方组织法、1982年修宪均明确规定授权地方立法；90年代，又授权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可制定经济特区法规……一个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的分级立法制由此确立。

　　“地方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天贵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发展不平衡。授权地方立法可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还能体现地方特色。”为尊重和保障回族的饮食习惯，宁夏就制定了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1988年6月，全国人大法律委提出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工作设想。20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了“年度有计划、五年有规划、长远有纲要”的科学有计划立法的格局。“实行计划立法，可以使立法工作突出重点，使立法活动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