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十分重视理论学习，认为学习理论是革命斗争之必需。他说：我党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是由于党诞生后“即投入实际斗争，投入大革命，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停，全国300万党员，天天在斗争，流血的，不流血的，公开的，秘密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都在斗争。在这样紧张的斗争环境中，有一件事，如读书、研究理论、唯物史观，20多年就弄得不清楚，理论准备不够。”他还说，从我们整个党来说，理论是成熟的，“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做得很成功”，“但从党员干部来说，是理论水平不高的”。我们必须克服这一根本性的缺陷，才能适应当前客观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1959年初，繁重的工作和长期的睡眠不足，无情地损害着刘少奇那本来就不很健壮的肌体。他患有严重的肩周炎，胳膊都抬不起，伸不直，仍然坚持没日没夜地工作。医生多次劝他休息治疗，他都若无其事地说：“没关系。”

　　有一天，王光美在春耦斋碰见毛泽东，顺便把刘少奇得肩周炎的事告诉了他。很快，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让刘少奇到海南岛崖县(今海南三亚)休养治病。

　　刘少奇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读一点书。

　　毛泽东曾于1958年11月给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后来，他又一再号召读书，要求大家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刘少奇早就想对照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中发生的问题钻一钻这本书，可是平时杂事不断，难得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现在，终于有了机会。

　　到了海南，休息了两天后，刘少奇就把随从人员召集起来说：“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学习政治经济学，我们大家都参加，共同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为了帮助辅导，他还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北京请来薛暮桥、王学文两位经济学家做老师。一位国家元首，和秘书、警卫员、护士围坐一起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学习班，学习讨论，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事。

　　在第一次学习会上，刘少奇谈了要求：“今天，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了，我先谈几点建议：第一，学习讨论会采取座谈方式，大家要踊跃发言，有话就说，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也可以开展辩论。第二，在学习会上，不分上下级，大家都是学员，不要怕说错话。第三，既要学习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第四，苏联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他们根据自己经验总结的，不是普遍真理。我们只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来学习。有些内容比较难懂，有不懂或不理解的地方随时向两位老师请教。第五，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不要到处讲。如果要讲，只能当作个人的意见，错了自己负责。因为我们是研究问题，不是作出的决议，更不是下定论。”

　　刘少奇的这个开场白，明确了目标，也消除了大家的顾虑。

　　在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少奇学习非常刻苦认真。阅读时，他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啃，在书上画了许多圈圈点点；讨论时，他又讲了许多独特的见解，还经常向大家传授学习经验和方法。对一些难懂的章节，他就请教两位专家反复讲解，直到大家弄懂为止。读书使大家增长了知识，开拓了思路，受益匪浅。

　　11月下旬，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于是，他结束休假，赶赴杭州。他的学习讨论会也只好一段落。不过，刘少奇组织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事，很快被毛泽东知道了。他觉得这个办法好，也带了一些同志到上海住下来，阅读讨论苏联的那本教科书。接着，周恩来、李富春约了国务院的一些部长一起住到广东从化，把这本书认真地读了一遍。一时间，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研读政治经济学蔚然成风。大家都希望通过看书学习，进一步总结经验，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