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九旱、年年春旱，风大沙多、气候干旱，这就是我们的特点。与天斗斗成了沙地，降雨量越来越少，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与其广种薄收，不如收缩转移。”鄂尔多斯市农牧业局局长杨明这样解释“六大调整”出台的背景。

　　几年来，伴随着种种艰难与阻力，“六大调整”取得的效果让老百姓展颜，更令决策者欣慰：全市的植被覆盖率由1999年的不足30%迅速提高到现在的75%左右，极大地缓解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压力；牲畜总量由2000年的615万头发展到2005年的1382万头，5年翻了近一番；农作物总播面积由2000年的610万亩减少到2005年的552万亩，粮食产量由2000年的13亿斤增加到2005年的23亿斤，退耕还林和生产效率都取得明显成效；转移农牧民近40万人；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453元提高到2006年的5308元。

　　禁牧，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

　　2000年“禁牧令”的颁布，震动了整个鄂尔多斯大地。把千百年来遍地放养式的草原畜牧业转变为圈养式舍饲畜牧业，这与农牧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显得格格不入。伴随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观念碰撞，在广大农村牧区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反对，有人支持。

　　谈起当时的压力，鄂尔多斯市市长杜梓感慨万端。他说，在实施“三大政策”之初，许多人不理解、不支持，一些农牧民甚至强烈反对，认为“牛羊就是肚皮底下走风、草原上放养的东西，怎么能圈起来喂？”有的人质问：“水地上就是种粮的、哪有种草的道理？”“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不知是革谁的命？”甚至许多干部的思想也转不过弯来，工作上消极对待，个别人说风凉话，背地里发牢骚，称之为“天下第一难”、“比计划生育还要难”。

　　时任鄂托克前旗旗委书记、现任鄂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苏建荣，提起2000年的那次“禁牧”动员大会，其情其景仍然历历在目。“我大声疾呼：‘如此放牧，本来100亩草场可承载10只羊，现在放20只、30只羊，能不沙化吗？如此恶性循环下去，爷爷吃着孙子粮，今天我们换取了利益，我们子孙怎么办？’我在台上掉眼泪，台下也一片哭声。”

　　但是，面对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气候条件，吃够了生态恶化苦头的各级领导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禁牧，因为鄂尔多斯草原已经到了再无退路的关头。

　　禁牧，是伴随着阵痛的一场畜牧业革命。

　　禁牧，是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

　　鄂尔多斯人强忍着大禁牧带来的“阵痛”，顾全大家，牺牲小家，拉开了再造传说中美丽草原的序幕。